杨匡汉，笔名企吴。学者，文学批评家。上海宝山人。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副会长。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新诗学》《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古典的回响》等著作。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在出而入、入而出的文学跋涉中，路是脚的延长。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这是卞之琳《路》一诗中的句子。“手册”“住址”中留有前辈师长的点点滴滴，一“丢”就会成为遗憾。故而我追怀那份师恩，珍惜哪怕是“一面之缘”时的教诲。

　　长亭谢师，我亦如卞之琳所言：“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一

　　谢谢您，冰心先生。

　　我是吮吸了您《寄小读者》的乳汁长大的。当年您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通讯，以童心的向导把我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引入爱的天国。待到我从沪上来到北大求学时，母亲让我带的书籍，一本是《鲁迅选集》，另一本就是您的选集。

　　我自然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腥风的日子，在王府井北口的黄土岗，有幸遇见您和冯牧先生。我自称是“您永远的小读者”，您莞尔一笑，淡淡地说出“路还长，大家多保重”，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一生。

　　再见到您，是在1999年3月19日，在海涛声和海鸥声组成的交响中，在一千朵玫瑰丛中安详地长眠的您——我们的世纪老人，小诗之母，散文之母。您手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旗帜。

　　玫瑰是您爱的哲学的意象，也永远是多少代诗人圣母式的信仰。

　　作家冰心

　　二

　　谢谢您，艾青先生。

　　1996年5月5日凌晨，您在濛濛细雨中告别人世。86个春秋，您的20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三十余种著述的卓绝成果，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为了写作《艾青传论》，我到过您的故乡，在您出生的那张床上睡过一晚，见过您的保姆——大堰河的儿子。

　　在记不清楚多少次拜访您的时候，清茶一杯，雪菜面一碗，晚辈成了您的忘年交。您对这片苦难的大地爱得如此深沉。在您临终前和我的一次交谈中，您发出人生的感叹：“人生不易，苦啊。写诗更苦啊。但我们总要追求一些向上的东西。诗人要站直，不要泄气。”

　　您曾整整“被沉默”过21年。那一年夏日傍晚，您送我向车站走的路上，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地走路。地球走过半圈，但我是为中国人写诗。人民在前进，中国是有前途的。最高尚的称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儿子。”我听到了您内心的渴念，也是您对晚辈的期待。

　　在您逝世10周年之时，我为您写了一幅书法：“读离骚逍遥芦笛断魂旷野绿，问艾青信息礁石无语火把红。”

　　艾老，“礁石”永远在我心中。

　　诗人艾青

　　三

　　谢谢您，郭小川先生。

　　我一直珍藏着您手书的复印条幅：“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一直感念您在罹难时和我长谈中那一份“把酒论长江”的豪气。我也一直保存着您用复写纸写的那份《在两条路斗争中》的“交代”材料。那是一份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兼具的历史档案，一位诗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典型文本。

　　您有过的自豪和历经的屈辱，融汇为矛盾重重的诗学，浸透了错综复杂的思绪。您是个真实的好人，是个有气度的诗人。从《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到《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是那样的真诚、透明，充满着激情又进行着灵魂的挣扎。动荡时代的诗人，越是复杂越会深刻。

　　在您遭到监控的时候，我几次偷偷地去看望过您。您说：“不让我拿笔，我还握过枪。一旦风云有变，我还能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战士与诗人的心啊，正如您所写的：“战士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在那个年代，几人有您此等风骨和襟怀?

　　诗人郭小川

　　四

　　谢谢您，冯牧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您从“五七”干校回城看病期间亲自为我篆刻的一枚名章，如今专用于给文友的赠书。您没有亲生儿女，但有数不清的儿女称您“伯伯”“叔叔”和“父亲”。您独自远行，但并不孤独。

　　您出身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家里希望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您恰恰因数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相反，钟情于缪斯，做的是文学梦。又怀着梦想，带着肺病逃离沦陷的北平，穿过冀中，奔向延安，征战南北，经历了多种磨难。很少有人像您那样跑遍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

　　您在云南，发现和扶植了公刘、白桦等杰出的诗人。您对动辄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表示不满。在同我多次的交谈或通话中，您对诗人“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有所企盼;您对“诗歌=袜子”极为不屑;您呼唤诗界要“出精品，出大家”。您要求我从事研究工作，不要“唯上”，要多听听“来自底层的意见”。

　　三杯两盏淡酒，怀念您也告慰您：我们能挡住晚来的风急。

　　评论家冯牧

　　五

　　谢谢您，臧克家先生。

　　在家父的书法作品集中，有一幅您1975年题赠的书法：“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偶成一绝，抄奉允厥方家双正。”(63cm×26cm)写得飘逸流利，人见人爱，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直到晚年，您还是“青春火样红”。您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您古典功底好，一度指责追随现代派的青年诗作者“数典忘祖”，我予以同情的理解。即使如此，那些被您批评过的晚辈，仍然成为您的同好——因为诗的缘故。

　　为了筹备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专门去征求过您的意见。其时您年届75岁，身体欠安，未能赴会，但亲笔写了热情的贺信，提出了“诗与生活”“民族形式”“诗的表现力”“继承五四传统”和“理论研究”五点具体的意见。这些教诲，至今仍未过时，还延续于当代诗友们的思考范围内。

　　诗人臧克家

　　六

　　谢谢您，朱光潜先生。

　　向您坦白，我是左手捧着您的《诗论》《悲剧心理学》，右手写作拙著《中国新诗学》的。您是我仰望的诗学和美学的高山，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漂流于浑浊不堪的小溪。许多当今关于新诗还想不透的难点，如谐隐、境界、节奏、“律之路”，等等，其实您早在北大、武大任教时就讲透了。

　　您是那样的平静、温和。在母校燕南园那座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破旧小楼的底层，您接待了造访的我和另一位美国教授。时已暮岁的您，头发白得闪光，宽额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我聆听着您关于中西诗歌的意见。您谈到，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旧诗的凝练深永，往往非西方诗可及。您不同意“旧诗阻碍自由创造”之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新诗人仍有去发掘的必要。

　　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作诗者多，识诗者少，心中存着一份‘诗容易做’的幻想，对于诗就根本无缘，做来做去，只终身做门外汉。”由于自己没有赋诗的天资，所以不敢写诗——尤其是新诗。您让我懂得，诗有两个精妙——精妙的感悟和精妙的语言。那是须费毕生辛苦的。

　　诗人、美学家朱光潜

　　七

　　谢谢您，钱锺书先生。

　　您有许多美妙的传说。您自己说过：“人谓我狂，我实狷者。”按师母杨绛先生的解释，此“狷”乃“有所不为”也。那些不明不白、言不及义的破会，您从来不去参加。我的邻居是您的专职司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几近闲职”，只是十天半月去一次府上，取回海内外寄给您“指正”的一堆赠书，您嘱咐转赠给图书室或者需要阅读的青年学人。每到年终，您总要给司机发“红包”。

　　我陪同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兼诗论家去三里河公寓拜访过您。寓所陈设简朴，厅里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任何字画或条幅。那次是一个特例，占去您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由于不在一个学问档次，出于“外事”礼节，您未谈学术，只神侃和不少英美学者的旧谊，数十年前的往事甚至细节，您的记忆力超强。客人求您谈比较诗学，您当场手书一札，推荐他去找北大一位您所抬爱的年轻讲师，手札的抬头则礼称“××吾兄”。

　　非常对不起您，钱先生。我迄今愧疚的是，当年自己主编《中国现代诗论》时，选了您的大文《诗可以怨》，写得太绝了。征求过您的意见，您给我来信，不同意入选。但我最终还是执意编了进去，事后，您并没有埋怨我。我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又感恩您的宽容。

　　钱锺书与杨绛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