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 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从失落到慢慢复苏

来源：2016年第3期作者：陈思和时间：2020-03-02

巴金的《随想录》出版近三十年了，在这个过程中，《随想录》这部书一直产生着巨大的精神作用，这个作用人们在每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我写过好多篇关于《随想录》的文章，每次写心得都不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想法和很多读者是一样的，包括巴老自己，他都觉得这部书是对“文革”的反思，对“文革”灾难形成的分析，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也是《随想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了若干年以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当然要写到《随想录》，那时我的想法有些不一样了。《随想录》的主要思想，当然是对“文革”的反思，但是除了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巴老写《随想录》跨越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他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写第一篇，一共写了一百五十篇，最后一篇写完是在1986年8月20日，基本贯穿了中国在“文革”后最大的历史转变——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坚持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

我们这一代读者，回忆三十年以前，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当时，我们从“文革”这个阴影中走出来，每向前走一步，社会上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我举个例子，有一本《当代电影》杂志，封底上用了一张照片，是英国电影《水晶鞋》的剧照，王子与灰姑娘拥抱在一起。就这样一张照片，引起了公众的轩然大波，很多读者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取消这本电影杂志。还有一部电影《望乡》，当时是作为中日友好纪念播放的一部片子。《望乡》讲的是日本妓女的故事，但不是一般的妓女。“二战”后，日本人失败了，这也是一种报应，他们自己组织很多日本妓女，送到美国基地去给美国大兵做性服务。这些妓女不是占领军抢去的，是日本人自己组织的。为什么呢？要赚外汇，战败国非常穷嘛。后来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批判这种行为，《望乡》就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把这样一部电影在中国来播放，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抵制，很多人都在报纸上批评这部电影。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从为《望乡》辩护开始的。

大家可以想象，今天和那个时代相比，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思想、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倒退三十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没有宽松的文化，就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带动经济的飞跃发展。这是一个有机的连锁。我们从1978年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这样一条路线，一直到1986年，这八年，实际上完成了整个中国思想解放的转折。就像我们看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非常真实的感觉。但是它好像只讲到了1983年，后面因为胡耀邦下台了，就不能讲下去了；巴金的《随想录》却一直写到了198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八年。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斗争，反反复复，前进倒退，捉摸不定。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的争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等，一系列的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在《随想录》里全部展现出来了。当时巴金七十四岁，过了八年，正好八十二岁，这个过程中，他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深邃的思考和表述，都包含在《随想录》里面。现在社会上流行所谓的怀旧，觉得上世纪80年代非常好，是一个黄金年代，后来文学也边缘化了，金钱位置越来越重要了，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差了，真是今不如昔；我是不这么认为的。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历史毫无疑问是在进步的。如果我们倒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是不能理解的。一部电影因为有个接吻镜头就要吵着禁止，不让人笑掉大牙？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读巴金《随想录》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是不太能读懂的，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巴金当时还不能直截了当地把一些想法说出来，还要用一种很含蓄的比喻才能说出来，今天的青年人可能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很喜欢读《随想录》，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思想斗争的问题，保留了当时一些真实的信息。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讲巴金的《随想录》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领域的百科全书，反映了非常丰富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状况。巴金始终是在场的。

现在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随想录》是反思“文革”，还是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指巴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实，《随想录》的书写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它是巴金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重新唤起他已经失落的理想主义的努力，这个过程也是巴金主观上不断提升、追求的过程，要比前面两层意义更不容易。巴金写《随想录》时，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通常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是不容易的，尤其在苦难迫害中活到七十多岁，更不容易。人生应该是满足的，但是七十岁以后，还要去重新思考，还要提升自己，还要追求进步，这是很难的。我们活到七十岁，对人生的领悟都已经定型了，剩下的就是考虑日子怎么过得更好而已。那个时候再想想我哪里做得不对，还要去追求完善、追求进步，这很困难。但是巴金还在追求，而且追求得非常痛苦。

有一年，我去看巴老，他拿了一支笔架在手上。他患帕金森氏症，手抖得厉害，拿着笔根本没办法写字。他说他很着急，脑子里想法很多，可是手不听指挥。他很想写下来，可是拿着笔却动不了。他用右手拿着笔，用左手去推右手，推一推，动一动，笔就架在纸上，慢慢画一点。大家想一想，这样写多么困难啊！他也不会用电脑，也不会口述录音，也没有助手，他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支笔，去把一个个字抖出来。我后来编了一本书，巴金《随想录》的手稿本，当我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去各个图书馆把他捐出去的手稿本借出来扫描，却是大失所望。为什么？好多纸上几乎一个字都看不清，几乎都是白纸。他实在没有力气，笔在纸上面画得很轻。那时候没有影印，一般写稿在纸下面衬一张蓝色的复写纸，再垫上白纸，上面写的字就透过复写纸印到底下的纸上了，可以用来留底。他捐给图书馆的是复写的，我拿到的可能是下面的复写，字迹基本上看不见。好在有一个松江的民营企业家那里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字迹显形技术，能把字迹重新显示出来，这样才把手稿保存下来。可以想象，巴老写《随想录》写得非常辛苦。我们会问，既然那么痛苦，既然写不动，那么他为什么要去写？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人强迫他写。他每次写出来都“惹是非”，因为他写的都是批评社会的内容，凡是被批评到的现象，涉及的有关人士，都不开心，所以他的《随想录》起先也没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而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在香港都受到压力，《大公报》也不能完整登载。他有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被《大公报》编辑删得一塌糊涂，巴金生气了，甚至决定停止《随想录》的写作。后来《大公报》的朋友们去道歉，才恢复了专栏。他写了一篇《鹰之歌》，说的就是这件事。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在集子里面，就是讲他的文章怎么被删掉的。

所以，很多人劝巴金，你年纪这么大了，还写《随想录》干吗，好好养养老吧，陪陪孙女吧，干吗写这个呢？但是巴金还是要写，他是把它当遗嘱来写的。他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什么要这样认真、这样痛苦地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呢？当时很多年轻人也不爱看，香港的一批大学生就发表文章批评巴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文章写得这么差，标点符号都不好好用，怎么全是逗号，没有句号呢？巴金这样写文章多么痛苦，还不被理解，但是他还是在坚持写。《随想录》出版后，他写了一篇合订本新记，说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了，以后“搁笔”不写了。《随想录》的版本有很多，最早是在《大公报》上连载，香港三联书店出单行本，每三十篇就集起来，出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共五本；内地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他出了一本本小册子。这样到五卷全部写完，1986年的时候，北京的三联书店就给他出了这个合订本，巴老是非常喜欢的，编号的，印了很少。我手头的一本就是巴老送给我的，编号是32号。现在人们都说三十多种《随想录》版本里面，这个本子印得最好，大约是纸张用得好。但是我对这本子很失望，号称这么珍贵的版本，扉页上的照片说明就有两个错别字，前面五页也有很多错别字。北京三联出版社真是非常讲究，据说是用过去印“毛选”的纸张印的，非常高级，可是没有请校对“毛选”的人去校对《随想录》。

巴金写完这么厚的书，总可以休息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在写作。他是写不动了，一篇文章要写好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写。大概一直到1995年，差不多八九年时间，他又写了一本书《再思录》，很薄的一本，基本上都很短，长文章他已经没有力气写了。他晚年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出版自己过去的作品。除了生病住院，他把自己过去的著作重新修订了一遍，出版了《巴金全集》，共二十六卷，他自己看清样，每看完一本还要写后记，表达自己对这卷内容的感受。接着他又开始编《巴金译文集》，共十卷，每一卷也写了后记。除此以外还零零碎碎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他的好朋友沈从文、曹禺去世了，他都写了一些文章。那个时候，巴老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

我当时正策划一套丛书，叫作“火凤凰文库”，题字也是巴老题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出版社不大愿意出版严肃的书，都愿意出通俗读物。我对巴老说，我想向您学习，我要搞一个基金会，用这个钱来补贴严肃著作出版，巴老非常支持。巴老年轻的时候，参与办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很多书。他说，这非常好，他们当时出书只要出一千本就赚钱了，解放前出版社成本很低的，文生社很多编辑都是义务的，他们就这样慢慢把一个出版社搞起来。我就向文生社的前辈们学习，策划了一套“火凤凰文库”，第一本书就想要编巴老的书，他就同意了。我把他《随想录》后面的所有文章都收录起来，大概有十几篇的短文章。编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太薄了，而且也没有序。巴老以前每本书都喜欢写序，经常是写了一篇感到意犹未尽，再写序二、序三；但那时他住在医院里，患了压缩性骨折，痛得不行，我也不好意思让巴老再写序。我就与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说，如果巴老同意的话，我就选这部书里面的一篇短文章作为代序。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女儿李小林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爸爸已经写好了。我大吃一惊，问，怎么写的？她说，是他口述的，她记录下来的。我在电话里把这段话记下来，很短一段话，文章如下——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这就是一个躺在病床上，肋骨骨折，根本拿不起笔的老人，一口气说了出来、他女儿一句句记录下来的“文章”。更神奇的是，文章里不是引用了一段柴可夫斯基的话吗？李小林不放心，她说，你先记下来，不要发表，我回家去查查原文。第二天小林告诉我，她在书上找到柴可夫斯基的这段话，和巴老说的一模一样，只有一个词有点小出入，“如果”变成了“假如”，意思一样，如果不是高考，一点也没问题，对吧？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柴可夫斯基的这句话。我想，巴老当年躺在病床上，脑子里一定是反复在想这句话，否则，他不会脱口而出的。如果你已经又老又病，心里充满痛苦，找不到欢乐，你就想想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他们都在苦难中，他们是有欢乐的。今天我们走出去看到农民工，最苦的人，他们虽然进行着繁重的劳动，虽然过着贫穷的生活，可是他们是有欢乐的。不是说天天在酒楼吃海参鱼翅的人才有欢乐，不是说天天去大剧院看芭蕾舞的人才有欢乐，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还是有欢乐的。巴老的了不起，就是在这些地方，他的眼睛不是看有钱的人怎么生活，不是想那些小资的生活情调，他脑子里想的是贫困的人，在苦难中挣扎，可是他们的生活是有欢乐的。这让我很受教育，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往往是看不起老百姓的，哪怕是同情老百姓，也会觉得我们的人民很痛苦，生活得没有任何欢乐。包括鲁迅的小说也是这样，鲁迅是站得很高的人，他看老百姓的生活，觉得老百姓又贫穷又愚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会觉得阿Q这些人的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就变了，包括巴金先生，他就会想到底层、痛苦的人民也是有欢乐的，可能他们的欢乐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要承认，他们是有欢乐的，他们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心灵是美好的。柴可夫斯基这句话肯定是巴金在健康的时候读到的，他生病以后，脑子里面会经常想到这句话。我们从这篇很短的序里面可以看到巴金的内心世界，他是怎样来克制自己内心的痛苦，他是把自己与周围的老百姓来比较的。

《再思录》出版的时候，巴金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身上穿了硬塑背心，我带了二十本书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当时我请他签字，他也很开心。他拿着一支很粗的笔，架在手的虎口上，手在慢慢移动，笔跟着拖出字来。我们都很开心，我就说，巴老您身体不错啊，精神也很好，您看，您不是又写了一本书了吗？您还可以写下去的。你们猜，巴金说了什么？他嘴里突然爆出三个字：“三思录。”这本书已经叫作“再思录”了，说明他心里真的还想写下去。当时我们都很高兴，说，您真的可以再写一本，一直写下去。可是，他真的躺倒了。那时正逢作协要开“作代会”，上面有指示，还要巴金当作协主席，所以作协就到上海来开主席团会议。那天巴老穿了硬塑背心，硬撑着到了虹桥西郊宾馆，他去了以后，说了两三句话就说不动了，把稿子交给身边的王蒙，由王蒙代读。当天晚上他就血压猛升，昏厥了好几天。又因为他是名人，看望他的人很多，过年了，各级领导都去看望，后来他就发烧了，气都透不过来。1999年春节，医生为了帮助他呼吸，就给他做气管切开手术。他本来一直很配合医生的，这次他坚决表示不愿意，他要放弃这个手术。他说，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就放弃治疗吧。但是怎么可能呢？大家就给他做工作。1999年春节，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为你们活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说不出话，在医院里面整整躺了六年。他晚年活得非常痛苦。

我今天想说的是，当我看到这些书，我好像看到巴老当时是怎么写文章的，一个老人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整个生命的心血，都是通过两本书留下来的。翻这本书，对我来说，这不是书，是生命。一个老人把自己的生命心血倾注在这部书里，成为凝聚起来的生命。巴老为什么要这么写？他就算一个字都不写，他也是巴金，他写过《家》《春》《秋》和很多小说，他的名誉、地位够高了，他是中国作协主席，在文学领域他是最高领导，他还需要什么？还得罪了很多人，引起很多争议，用我们今天市侩的眼光来看是得不偿失。但是巴老就是这样坚持写作。当时有很多话，别人不敢说他就说出来了，而且别人即使敢说也没有用，发表不出来，巴老的话却封锁不了。譬如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现在都不容易出版，可是巴金说，我们要办一个“文革”博物馆，这句话现在大家一直在说着，谁也封杀不了。如果不是巴金，别的人可能都说不出来，可是巴金说出来了，他的威望在那里，人家不好阻止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想录》的价值非常大。20世纪80年代，《随想录》回应了各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80年代思想领域的进步留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记录，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从客观上来说，从巴金和社会的关系来说，这些书都是很有必要的。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巴金最重要的动力，最重要的动力是他内心的冲动，觉得自己内心不得不把这些话说出来，所以才会一定要去做。不是因为社会上需要我说才去说的，重要的一点，是巴金心中有一个巨大的冲动，他心中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理想主义。当然，这是指他晚年的理想主义。但是我们今天说理想主义的时候，有些概念我们是要区分的。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理想主义，还有一个是理想主义者，这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说理想的时候，内涵没有高低之分。所谓理想，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目标的设计。我小时候有一首歌：“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当农民也是理想啊，所以理想没有高低之分。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和目标。但是我们说理想主义，就不是一般的理想了。理想主义的理想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某个人一生被精神层面的目标所制约，反过来会影响他的行为，指导他的行为，让他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认为这是理想主义。我们在讨论理想主义的时候，不要把它和一般的理想混同起来。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又有不同。理想主义是指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对生活、行为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生都在为某个精神追求去奋斗。巴金早年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

巴金早期的理想主义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英文是anarchism，这个词翻译得不好，大家都很讨厌，全世界的政府都很讨厌无政府主义。其实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无治”，就是说，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来统治，每个人都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不需要统治阶级来管，或者说是自治。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思潮，实际上有一点空想，是所谓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统治阶级，产品我们自己消费。这个想法很原始也很迷人，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点相通，所以有些无政府主义被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巴金十五岁就接触这样一个理想，他一直在追求。从晚清开始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非常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接受无政府主义，后来他们才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之前，他们都是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以后，无政府主义就没有立足之地了。Anarchism，我们可以叫作“安那其”主义。

巴金青年时代去法国留学，那时已经接受了安那其主义。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愿意接受新的思想。我有一次采访他，他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原来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我作为一个作家是失败的。我问他说：巴老，您的成就全部是写作，如果不写作，您还能做什么事情呢？他就笑了，他对我说：我想做实际的工作，我希望对人类更有帮助些。其实巴金这句话说到了他的根上，他实际上是一个搞社会运动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政治信仰，但是这已经失败了，他从法国回来以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阵营了，他原来的一些同志也都解散掉了。当时上海江湾那边有一个自由书店，就是当时安那其主义者出钱办的，专门出版安那其的书籍，巴金就在里面当总编辑。但是很快，自由书店就破产了。有一段时间，巴金还不甘心，还想搞安那其运动，就跟他的其他几个好朋友，有一个叫卫惠林，还有一个吴克刚，一共有十几个人，1930年，他们跑到杭州西湖租了一条船，开了一个会，要在中国重新搞安那其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会开完后就散掉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想编一本杂志，结果编了几期就失败了。从此以后中国就没有安那其运动了。巴金对安那其主义非常怀念，对他们在西湖开的那个会也非常怀念。他的失败感、绝望感，迫使他从事了小说的写作。巴金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他想做一个安那其主义革命家，没有做成，却无意中做了作家。他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只是心里有感情要宣泄。这个宣泄就成了他的职业，并最终使他成为一位著名作家。他写了很多小说，《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都是写革命活动，后来这些书都被国民党政府禁掉了。他开始转向写自己家庭里的故事，也就是《家》《春》《秋》“激流三部曲”，他就很有名了。巴金写作越有名，内心就越痛苦，因为他本来不想做这个事情，他越痛苦就越宣泄，越宣泄他就越有名，进入了这样一个循环。他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的时候，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完全失败了。到了晚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的专业不是要写作。但是就这样歪打正着，成就了一个大作家。

我刚才说到西湖的会。巴金1938年写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二本《春》，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觉慧走出大家庭，到了上海从事安那其运动。觉新有一天收到觉慧的信，说我们过得很好，在外面很有意义，最近，我们还到杭州去了一次。觉新就觉得很安慰，自己的弟弟在外面生活得很好，他知道他去杭州是从事某一种秘密工作。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这秘密工作是共产党地下工作，其实是巴金想象的安那其主义活动，他还是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了。也就是说，1938年创作《春》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现实生活中破灭了，他就通过写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巴金的小说为什么比别人的小说有吸引力？20世纪30年代，很多年轻人读了巴金的书走出家庭，走上反叛、革命的道路，很多人到今天写文章还写这个。我举个例子，最近读了一本书，叫《青青者忆》，作者是杨苡，翻译家，南京师范大学的外文系教授，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写了这样一本书，把巴金曾经给她的五十多封信编辑出版了。她回忆当年是怎么与巴金通信的，她当年也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哥哥是很有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她当年十七岁的时候，说心里面有一团火，就是想冲出家庭。她爸爸死得很早，妈妈守寡，把他们带大，特别不愿意他们走出家庭，杨苡就给巴金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说：你不要这么冒冒失失走出家庭，还是好好读书，读完书再为社会做贡献。后来她就跑到西南联大去读书，又给巴金写信，当时巴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把女朋友介绍给她，说：你们都是小孩子，你们多通通信吧。后来杨苡和巴金太太萧珊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萧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来她接着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这样断断续续，有四十多年。在杨苡跟巴老恢复通信的时候，她碰到了当年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女生，是班上学生运动最积极的人。两个人碰见后说起，发现两个人当年都给巴金写过信。那个同学告诉杨苡说，她写信给巴金，说她要去参加革命，因为她是孤儿，巴金就鼓励她，后来她就跑到延安参加抗日，之后又给巴金写信，巴金说：你继续走下去吧。可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她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了。平反后她的革命情绪一落千丈，说：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再也不乱写信了。这样她就平平稳稳当了一个普通干部，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到老了，她与杨苡碰上，说自己也曾经给巴金写过信。杨苡让她再给巴金写信，当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巴金又见了她一次，后来她得癌症去世了。可见，当时和巴金写信的绝对不是一个人，光这个班级里面就有两个女生了。所以巴金吸引别人的，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重要的是巴金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理想因素，尽管理想失败了，信仰也破产了，可是他把对理想的追求写进他的小说里面了，你总会觉得他小说里面的人物和别的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一个理想，到了巴金中年以后，慢慢就离开他了。理想总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当时他四十多岁，功成名就，也结婚了，开始为柴米油盐考虑了，他的理想渐渐淡化了。他写了一篇散文——《寻梦》。他曾经有一个梦，已经失去了，他还想把它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都看过他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寒夜》，这部小说也被拍成了电影，但是这里面的理想、激情已经全部没有了。他写一个小人物，很善良，很无奈，生肺病后死了，老婆也离开他了，一点激情都没有。他写完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夜，毕竟太长了。”那个人熬不到天亮就死了。但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这本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了，书的腰封上写着：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巴金恍然大悟，原来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后来他说到《寒夜》的时候，就说，这本书还是有理想的。《寒夜》大家都看过的，最后是一对夫妇分手了，因为男的穷，还有肺病。太太一方面忍受不了婆婆的唠叨，一方面看到丈夫奄奄一息也没有了激情，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跟着银行内迁，从重庆迁到了兰州。银行经理看上了她，一直追她，用今天的话，就是婚外恋。女主人公很痛苦，到底是跟生病的丈夫在一起，还是跟情人去兰州呢？她在很犹豫的时候，让丈夫给她做决定。丈夫偏偏看到了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长得又英俊，身体又好，又有钱，丈夫痛苦了一阵子后，终于让她太太离开他。他的意思是说：我生病了，我很痛苦，但是我太太是一个自由的人，她为什么要陪着我死？应该让我太太感到幸福，这样我才能幸福。他最后鼓励太太离开他，后来他太太就走了，一年之后男人就死了。等到太太回来的时候，丈夫已经死了。小说里面是有点批判太太的意思，但是在酷爱自由的法国人看来，这个女性勇敢地抛弃了疾病、贫穷，走向爱情得到幸福，法国和中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算这样巴金也很开心，觉得自己还是有理想的。但是到了后来，就完全变了。

我看到巴金在《再思录》里有一篇文章，是《〈收获〉创刊三十年》，里面写到：其实《收获》创办人不是巴金，是他的好朋友靳以。1956年，靳以提出要编一个大型杂志，贯彻当时提出来的“双百”方针，中国作协也同意了。可是靳以与巴金商量办杂志的时候，巴金只是点点头，说不出好不好。当时靳以充满热情和理想，可是巴金说他自己一点激情都没有了。文章里这样写：“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收获》快出版的时候，靳以找到巴金，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巴金想起20世纪30年代他们俩一起编刊物的往事，就同意了。于是《收获》主编就成了两个。但是靳以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作家协会以纸张紧张为理由让《收获》停刊，巴金就把它停掉了。他在文章里诚实地告诉读者，即使1956年推行“双百”方针的时候，他对这个刊物也没有热情，只想多休息，只希望少开会。我相信，这是巴金的心里话。1956年的靳以还满腔热情，对文学事业充满理想，但是巴金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可想而知，巴金心里没有理想，还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这种文章就是虚伪的。对于他而言，绝对不是在理想主义激情下写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热情了，他早已经被搞运动、批斗会、表态会等闹得心惊胆战。他在《随想录》里多次说到，他是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只想避开挂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的宝剑。这是真话。所以，理想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离开巴金了。可以确定，他对当时的《收获》是没有热情的。中国作协要把《收获》停掉，他也没有抗争，虽然心里有点难过，但私下里还觉得负担可以轻一点。一个人一旦丧失了理想，他虽然还在写热情洋溢的文章，但那便成了假话、空话、废话。就好像一个人心里已经没有爱了，可是他还在谈恋爱，“我爱你”这句话从嘴里说出来，连自己也会觉得虚伪。

我又看到一篇文章，是巴金晚年写的《怀念从文》。写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很多作家都受到批判被打倒了。当时官方在举办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巴金也去了。1966年6月，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混乱了，再过两个月，老舍就跳到太平湖里了。巴金到了北京，有人就关照他，让他不要随便去看望别人，但是他心里却很惦记这些朋友的安危。他说：“六月初到北京开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机场接我的同志小心嘱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巴金这儿写得非常真实，别人都被打倒了，自己还在代表官方接待外宾，以为自己已经过关了。可是“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大家注意，巴金跟沈从文说过无数的话，在这里他特意挑出了这一句话，是当年沈从文和巴金进行争论，沈从文批评巴金，说：你写的小说整天宣传革命、信仰，有什么意思呢？一个艺术家就好好搞艺术，写点漂亮的文字。巴金就和他争论：你是个艺术家，我是个丑八怪，我从来就不当艺术家，我要宣传我的信仰。他公开发表自己的信，说：“我不怕……我有信仰。”这个信仰当然是指无政府主义。他在“文革”开始后，怀念沈从文时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大家都明白，其实他是又一次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他说：“这句话像铁锤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当年巴金在沈从文面前大言不惭，说自己有理想有信仰，什么都不怕。但是现在就只有害怕了，有什么脸去跟朋友交代呢？这段话是巴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写的，在回忆20世纪60年代的想法，也就是说，“文革”爆发的时候，巴金最后一次讲过，我曾经是个有信仰的人，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巴金感到痛心疾首的地方，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曾经做过承诺的知识分子。

巴金一生对自己的理想信仰有过两次宣誓般的承诺。第一次是在1920年冬天，他第一次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讲的是安那其主义的理想，他说：“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接着，他又读了一本波兰革命者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他又说，这本书“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第一次在这另一国度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终身的事业”。这时候，巴金真诚地相信，“只要奋斗，万人享乐的新社会与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失”。这是他第一次宣布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时候他才十六岁。巴金第二次宣誓是在法国，当时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是在美国的意大利籍劳工，一个叫萨珂，另一个叫凡宰特。他们都是工人领袖，组织过工人罢工，美国政府以栽赃方式把他们抓起来，捏造了杀人抢劫罪，判处他们死刑。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抗议，包括当时著名的进步人士。这个官司一共打了九年，从1921年到1928年，最后还是判了他们死刑。巴金去法国的时候，正处在全世界安那其主义者营救这两个工人的高潮之中，巴金给在狱中的凡宰特写了一封信，表示慰问和声援，他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凡宰特在狱中给巴金回过两封信，这等于是一个英雄偶像给一个小粉丝写信，巴金兴奋得不得了。但是没过多久，凡宰特和萨珂都上电刑死掉了。巴金获得这个消息后简直愤怒得发狂了，他把那一天定为“立誓献身的一瞬间”，宣誓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生命。他把这个“立誓献身”写进了他正在创作的小说里，这就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就是为了纪念凡宰特和萨珂。这等于巴金在死者、先烈面前，自己的宣誓。

我们可以说，大致上从这两个时间点以后，巴金就成为一个宣过誓言的安那其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就慢慢失去理想了，到了60年代风雨来临时，他想到自己曾经有理想，但是不得不放弃，后来他就随波逐流了，造反派批判他，他都承认。1967年，全上海电视转播批斗巴金的大会，那次我看电视，当时我还很年轻。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工人作家，叫胡万春。会场上高呼口号：打倒巴金！巴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举手，跟着喊：打倒巴金！结果有一个小姑娘上来控诉，批判小说《家》是美化地主阶级，旁边就有人领着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都是当时的政治套话。巴金也跟着叫。胡万春拍着桌子大骂：“巴金你是哪个阶级的啊？”巴金跪在那儿，根本说不出话来。巴金本来是有理想的，为了保住自己，只能不断检讨、批判自己，甚至侮辱自己。所以，到了“文革”结束，巴金内心的痛苦不是一般的痛苦，跟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曾经是个战士，曾经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为了保护自己，自己把自己的理想灭掉了。但是到了“文革”之后巴金重新拿起笔的时候，巴金就说，我心里有债。就是理想的债，是人生价值的问题。因为你对自己的价值、行为、追求是有过宣誓的，后来做不到也就罢了，但是还不得不侮辱自己的信仰，现在回过头来，良心受到自我谴责，感到痛苦。说白了是对不起自己，而不是别人。可是，这个话，在今天他也不能直截了当说出来，我替他说出来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再思录》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作《西湖之梦》，就是暗示了我刚才讲的巴金到西湖开会的事情。这是1994年，巴金正好九十岁，已经很老了，写不了字了，可是这篇文章，是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五页纸。他当时在杭州养病，他的小外孙女端端把刚刚印出来的《巴金全集》第23、24两卷新书带到杭州给他看，他就写了这篇文章。这是花了多少精力啊！一个字都有千斤重。他把这篇文章写在《巴金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两本书的扉页上。怎么写的？他就写到西湖的那一场梦。他说：“这一卷是你从上海给我带来，那么我就在这里做我的西湖之梦吧。六十八年过去了，好像快，又好像慢。我还不曾忘记1930年10月的一个月夜，我坐了小船到‘三潭印月’，那是我第一次游西湖。我离开小船走了一圈，的确似梦非梦。”这里说1930年，就是巴金第一次去杭州西湖参加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会议的时间，到1994年应该是六十四年，我觉得这里是巴老写错了。“我今天还在怀念我的老友卫惠林伉俪，上世纪30年代，他们在俞楼住过一个时期。”卫惠林也是安那其主义者，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是巴金的战友，后来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我估计那次开会很可能是卫惠林发起的，因为当时他住在杭州，就把巴金等朋友叫到杭州去开会。这也就是巴金在《春》里面说的，觉慧去杭州游览。1994年，也就是巴金九十岁的时候，又重新讲了这件事情，他还要写他在西湖做了一个梦，似梦非梦，实际上，他是在怀念当年的运动，当年的理想。这个理想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梦了。但是也不是梦，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他说似梦非梦。《随想录》里面他也好几次说到了西湖之梦，一共写了三篇。我觉得他说梦，意思是，既是他的理想，也不是他的理想了。

《随想录》里还有一段，说的是烟霞洞，在《又见西湖》里，他这么写道：

30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们游西湖，住湖滨小旅馆，常常披着雨衣登山，过烟霞洞，上烟雨楼，站在窗前望湖上，烟雨迷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烟霞洞旁有一块用世界语写的墓碑，清明时节我也去扫过墓，后来就找不到它了。这次我知道过烟霞洞下面的石屋洞，步履艰难，我再也无法登山。洞壁上不少佛像全给敲掉了，不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石像毁了，影子还在。

看了这段描述，大家不一定有什么感觉，以为巴金就是在欣赏风景、怀旧。其实不是的。当年烟霞洞边有埋葬中国无政府主义先驱者刘师复的墓，刘师复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者，曾经从事暗杀活动，自制炸弹，由于不谨慎把自己的一条胳膊炸掉了。他又是中国最早的安那其主义者，道德修养非常好。后来生了肺病，医生让他赶快吃肉，不然营养不够，但是师复觉得，天下那么多穷人都吃不起肉，我为什么要吃肉？他给自己立了很多理想主义的戒律，例如坚持不坐轿子，他觉得轿夫很辛苦；也坚持不吃肉。结果才四十几岁就为理想殉身了。他的信徒把他葬在杭州的烟霞山，其实师复的墓现在还在，大约地方偏僻，也没有人注意，墓碑又是用世界语写的，红卫兵也不认得。巴金这段话写得非常委婉，最后表示了“石像毁了，影子还在”，不仅暗示了对师复的怀念，还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怀。

巴金晚年，为什么还要写西湖之梦，为什么写烟霞洞敬爱的友人呢？那是因为他暮年还念念不忘当年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对于巴金来说，已经消失了，政治上的理想早已经没有了，但他还想把理想坚守在伦理的范畴里。安那其主义的这一批人，前提就是不要统治。我们就要问了：人不要统治，还得了吗？人就是要被管理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统治，那不就乱七八糟了吗？所以我们常常把混乱状态归之于无政府状态。但是这是对安那其的最大误解。真正的安那其主义者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有一个哲学理论，他们相信人是美好的，每个人的人性本质是有道德的，只是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被追求金钱、无限的占有欲望等扼杀了。提出这个理论的，就是巴金最崇拜的俄罗斯安那其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地理学，生物学方面都有过重要的成果。他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理论就是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怎样进化？为什么有的物种进化了，有的被淘汰了呢？达尔文认为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克鲁泡特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动物确实是在竞争中发展的，但是强大的动物是不是一定会消灭弱小动物呢？不一定。克鲁泡特金提出一个理论：凡是进化的物种，一定是团结的、互助的。凡是群居的动物，虽然可能弱小，但是都是会慢慢发展的，但是单个的动物，都往往会被淘汰。例如各种鸟，虽然很辛苦，总是迁徙，但是因为是群居的，它们便不会被自然淘汰。他以此揭示人类现象，认为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人类具有互助的本性。而互助也是人性的道德本能，也就是伦理学。

我是认同克鲁泡特金这一观点的。人性的第一个本能就是互助，也可以说是一种“爱”。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感情，包括母爱、异性爱、同性爱等。爱是发散出去的生命本能现象，互助也是人与人之间发散出去的感情需要。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独地生存，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生出来不能走路，不能求食，需要很多天才能慢慢学会走路，独立生活，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这是人类的本能。没有帮助人就活不了，所以人的生命一旦出世，就有互助的本能。这是人性的第一特征，母爱是第一个互助行为。接下去就有兄弟姊妹之间的互助、同伴之间的互助、社会的互助等，从而慢慢建立了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为这个思想专门写了一部书，叫作《互助论》。他从考察很多生物出发，描绘了从动物到人的演变过程。接着他又写了一本很厚的著作，叫作《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认为伦理学不是一种外在规定人类行为道德的法律，而是人的生命现象，是从人性本身自然流露出来的。因为互助是人类本身的生命需要，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现代社会发生了人性异化，把人性中美好的本能遮蔽了。

安那其主义还认为生命伦理学还有另外两个本能。第一个是正义感，人都有倾向正义的本能，用通俗的话说，正义感的实质就是同情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任何生命都会有同情心。例如，一个老人摔跤了，你一定会去扶他；一个人遇到了困难，总希望有人同情有人帮助。人和人之间一定有正义感存在。第二个本能是分享，克鲁泡特金说的是自我牺牲，就有点大了。这“分享”在今天来说，是太重要了。什么是爱？有没有爱？你是不是爱上了对方？很简单，看你有没有想为他做事。当你爱上对方，就要千方百计地让对方高兴，你就会为他做各种事情，你愿意多为对方做事情，那就是爱上他了。当然爱是有很多层次的，这里暂且不谈。爱一定是一种想为别人做贡献的愿望，甚至可以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献给他，这就是爱。我说的不一定是男女爱情，也可以是爱事业、爱学校等。所有的爱，都是自我牺牲。这个牺牲做大了，就是把生命献出来。这个爱在安那其主义伦理学里就解释为生命本能。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居友，他把这种爱的发散称作“生命的开花”。这也是巴金所信奉的人生哲学。

我觉得巴金信仰的这个东西，是安那其主义的宗教。巴金是不相信神的，但是他坚定地相信人。这个人是全体的人，人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都有这样的分享愿望。之所以现实社会上有许多坏的现象，在安那其主义者看来，就是因为私有制度引导了对财富的争夺，人们受到私有观念的支配。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本能是爱、同情和分享（或者说是互助、正义和自我牺牲）的伦理本能，把自己从坏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回归自我，坚持做好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行动，那么社会也就会慢慢变好。其实这个观念虽然有乌托邦的成分，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心灵中都有美好的东西，只是没有在你面前表现出来，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把这些美好本能遮蔽了。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说这个观点：美好的东西，就是生命的开花。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朵花，当花开出来的时候，都是最美好的时候。我们阅读巴金的《随想录》，会看到他的很多篇随想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他思考自己为什么在“文革”期间不能识别极“左”路线，不敢与之斗争，就是因为违背自己原来的理想，没有做到生命的开花。《随想录》里有一篇文章，叫作《怀念非英兄》，写了他的一个朋友叶非英。巴金曾经很崇拜他，年轻的时候，巴金称他是“我们的耶稣”。叶非英也信仰无政府主义，他一生都是为别人做好事，勤勤恳恳工作。这个人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罪名是他印过巴金写的无政府主义的书。他是个中学老师，当时是把那些书印出来给学生看的，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送到劳教场去劳改。他身无分文，所有的钱都花在学生身上，盖的是破被子，也没有结过婚，劳改了还拼命劳动。同劳改的人劝他：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么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么？叶非英就说：死了，就算了。后来果然就病死在劳改场。劳动成了叶非英的生命本能，这就是生命的开花。哪怕他被送去劳改做苦工，他的价值也比一些吃吃喝喝无所事事的人要高要可贵。这样的人也痛苦，可是他的心是非常平静的，任何一个时刻，他都在奉献他自己。叶非英死了也没人关心，没人给他平反，因为他没有家属。“文革”以后很多年了，他的几个朋友才给他申诉，才给他平反了。巴金写了这篇文章，最后说：这个人才是理想主义者。腰缠万贯，百万富翁，捐一些钱给福利院，有人就说这是理想主义者。当然这也是一种理想，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像耶稣一样，自己一无所有，却在普度众生、拯救世界。我觉得巴金自己虽然没做到，但是他在他的朋友身上看到了黄金般高贵的心。

巴金晚年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支撑着，是与他心中有理想信念相关的。我们没有这个信念，就无法理解他的内心深处。虽然巴金晚年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他活得真是非常智慧，用各种方法把自己的内心话讲了出来。巴金就是要把心中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他偏偏生活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曲曲折折内心的感情和思想讲出来。我想探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我要讲的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怎么从失落到慢慢复苏的过程。

本文是作者于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作者：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源：《名作欣赏》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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