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蒙夜谈》收录的小说有的在发表的时候就和鲁敏深入地交流过，比如我就曾经很喜欢发表于《文艺风赏》的《西天寺》，对发表于《收获》的《三人二足》也曾经激赏其肆意书写的“恋足”，惜乎其“色”得不彻底。

　　好吧，我们可以重读这两篇小说。现在看，《西天寺》是一篇相当“正确”的小说，或者说，是一篇保守的小说。小说的“不淫”和挽歌气息很容易被文学趣味比较纯正的读者肯定。

　　《西天寺》开始于一个家族倾巢出动的清明扫墓。有意思的是，《幼齿摇落》也发生在清明节期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在这里，逝者是隐身小的“看”，获得一种叙述的压力和张力，也是推动小说叙事的潜在动力。鲁敏，或者在不同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他们都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

　　《西天寺》的叙述者符马就是这样想的：

　　……现在的女人，都是这样子的吗?可他记得的，小时候见过的少女们，那样的鲜美而羞涩，他那时候就爱上她们了。

　　唉，消失了的少女啊，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少女的。现在这个世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无聊，无聊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

　　而具体到《西天寺》里的家族，“谁也不消停。分管工程的大姑父险些被‘双规’，而小姑妈则搞了出风雨交加、不可理喻的婚外情，还有妈妈，被人骗了参加老鼠会，连奶奶的养老钱都给她搭了进去”。符马“屁事无成，好像总在闹恋爱”。好东西没有了，人不消停了。小说中，有一个词“走神”。“走神”即魂不守舍，甚至本来应该专注的性事也是权宜的，心不在焉的，“走神”的。沉沦者，亦是清醒的反思者，不成功的性却成就了更“有意义”的醒世和警世。来自文学传统和审查制度的多重禁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很难去纯粹任性地写性，只能写类似《西天寺》这样“大于性”的、赋义的“性”文学。而且，《西天寺》的伤逝和悼挽，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些恍惚曾经有一个回不去的好时代的一群人的，同时也与鲁敏已经风格化的个人写作小传统暗通款曲，比如给她带来文学声誉的“东坝”系列。

　　和《西天寺》的“保守”不同，《三人二足》是一篇“自毁形象”的小说。现在如果让我在两篇小说中抉择它们哪篇更好，我宁可选《三人二足》，虽然我依然认定这是一部“色”得不彻底的小说。“色”得不彻底，自然也哀伤、绝望得不彻底。同样，《西天寺》里非得是一次不成功不嗨的性才能窥破人生无聊的底色吗?随手举一个例子，《金瓶梅》就是嗨得彻底，也无聊空虚绝望得彻底。所以，一定意义上，人生的虚无和绝望恰恰是性的高潮抵达和消退的时刻。鲁敏在关键的时刻还是爱惜了自己公共形象的“鲁敏”。可是，《三人二足》中的邱先生可以同时做一个彻底的恋足癖和一个彻底的毒枭啊。而且，我是如此迷恋小说中写恋足的部分，比如这样：

　　邱先生常常替章涵洗脚。他先用烧烫的水清洗，像父亲照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缓慢，周到，几乎心疼，但这只是过渡性的;随后会换上红酒、牛奶或酸奶，他把章涵的脚当作搅拌器、吸管之类，边洗边啜饮，角度总是别出心裁。

　　起初，邱先生可以是为贩毒而假装恋足，就像我们正经的文学家为人生而艺术，但小说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别有一种逻辑?“足”，足够强大到让邱先生沉迷，以至于弄假成真，甚至从嫌弃到爱惜，可以有呢?毕竟邱先生的恋足不是发生在旧中国的深宅大院，不是权力的，不是屈从、奴役、侮辱、损害的，而是倾心的，一个人的足被另一个人把玩于掌心、手指、唇齿，它是清澈的，是亲昵、秘密和少数。我想象的《三人二足》应该是这样的：恋足恋到极致，同时这双被真正宠溺的“足”，这双被心理和生理反复把玩的“足”，仍然成为贩毒的利器。是的，邱先生应该是比现在更复杂更有弹性更犹豫不决的邱先生。小说的底牌最后翻出来，邱先生因为章涵的足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邱先生了。可以把这些写彻底，然后我们再去计较恋足和利用足去贩毒是否都是对足的奴役?小说的意义应该是在小说本身被充分打开之后的。

　　事实上，鲁敏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果题材不像《三人二足》这样具有破坏性，或者不是这样让人想入非非，鲁敏是会细节到周到及物的、无微不至的，就像《拥抱》里的女主，她的身体从荒芜到苏醒，稍稍有点不伦，但鲁敏却没有像《三人二足》这样有戒心。这里其实涉及一个作家会考虑到自己叙述的“安全”。但这肯定是一个悖论，考虑到“安全”，有时候肯定要伤害到小说的完成度和完成得是否彻底。思考这个问题，小说中用来做了书名的《荷尔蒙夜谈》是有意思的。三个情色故事的叙事者，一边虚构故事，一边保护自己，一定意义上正是鲁敏写这些故事的处境。这和故事是否极端无关，《坠落美学》《徐记鸭往事》都比《三人二足》极端和暴力，但似乎鲁敏并不害怕极端和暴力，她谨慎的是暧昧，是读者可能将小说和现实的“鲁敏”联系。如果获得一种安全的距离，鲁敏会写得不管不顾、飞扬跋扈，可是恰恰《三人二足》这种暧昧可能孕育着更充分的“文学的暧昧”。

　　和一般随意编就的小说选不同，《荷尔蒙夜谈》各篇有差不多相似的主题，这种主题小说集或者成组的系列小说几乎成为中国当下短篇小说写作和出版的“新常态”，许多则干脆直接标识成“某某故事集”。应该注意到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写作和出版的这种新现象，它正部分地改变了和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集出版难的境遇。所以，我曾经在考察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时，指出这种“主题小说集”的出现和新传媒生态之间的关系，当时我举的一个例子是蒋一谈。蒋一谈是近几年有意识地写作有预设主题短篇小说集的一个重要作者。事实上，国外许多短篇小说集都有一个相似的主题。我没有研究过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主题小说集”是从谁开始的，或者说，“主题小说集”从来就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一个写作和出版传统，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师陀的《果园城记》。靠近一点的像寻根文学里的阿城、李杭育等都有类似成组系列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就鲁敏而言，她的《九种忧伤》，她的《荷尔蒙夜谈》，甚至更早的“东坝”系列，也都是类似的“主题小说集”，或者成组的系列短篇小说。“主题小说集”和一般随意编就的小说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相似的“主题”。在一个短的时间里，相对集中在某一个主题的写作，可以强调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学史传统的“问题意识”。小说“小说”，其内在是有分析时代冲动的，比如《荷尔蒙夜谈》就可以说是现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身体考察报告。借助不断复现的主题，可以有效地抵抗传媒时代的覆盖和遗忘，获得较多的“媒体关注”，有时甚至成为传播的“现象”。不仅如此，“主题小说集”的主题使得这样的短篇小说集每一篇之间构成一种“结构性”的复调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复调书写中，身体可以是美学的、医学的、象征的、被征用和收编的、被文化赋义的。怎样的“身体”到场，就会生成怎样的故事。《荷尔蒙夜谈》封底有一段鲁敏自己的话：“最近写的几篇作品中，我对肉体本能的暴动有一种特别热衷的欢呼。《三人二足》《坠落美学》《万有引力》《徐记鸭往事》都是这样，‘荷尔蒙’遥遥领先跑在了前头，随后，故事、人物、气氛、见识等，都势利地臣服于这位胜利者，就连所谓批判性逻辑、社会时代因素什么的，也被有意抑制、删减与忽略了。我正想以这样的方式，对身体的六十万亿细胞表达迟到的尊重与重视。”“对肉体本能的暴动有一种特别热衷的欢呼”，鲁敏肯定的可能只是“肉体本能的暴动”对叙事的解放，而不是世界观的解放。记得很久之前我谈鲁敏的《六人晚餐》说过这部小说的前半段，一个女人的欲望史，收束于“道德经”。如果这仅仅是作为小说人物的成长史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作为鲁敏自己的世界观，那就值得警惕。我希望看到的是“肉体本能的暴动”对鲁敏的叙事和世界观的双重解放。

　　如果可以确定鲁敏此前的《九种忧伤》是一本当代人的“隐疾书”，那么《荷尔蒙夜谈》其实依然如故书，写的是“九加N”种忧伤。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寡人有疾”，“有疾”自然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文学母题。比如许多人，包括批评家自己都爱指责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失语”不正是一种很严重的病吗?人们肯定文学批评是发声器官，同时指出这个发声器官已经运转不灵。可是当大伙儿都在理直气壮地诊断批评家“有疾”，有多少人能够体恤罹患“失语症”的批评家的痛苦。一个批评家被选定要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声，成为一个发声器官，你可以想象成是天赋，也可以理解成是后天的习得，但当他“失语”，不能发声，说明这个发声器官已经出现了多么严重的故障。是啊，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当我面对今天的文学，我一次次成为失语症患者，像一个生病的胃，化解不了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学”，就像鲁敏的小说题目“不食”。“不食”，除了因为我们时代的文学可能的进步使得我无法果断下判断犹豫不决的“不能”，我还常常“不敢”，成为一个怯懦的失语症患者，然后，我有很多的并发症，我会焦虑，我会无法正常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会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具浮尸。最终，我正无法改变地成为我们这个火热文学时代的“病人”。今天，我要向饱受我拖稿子困扰的编辑朋友坦诚我是一个“病人”。可是，鲁敏，自从今年开始你就一次次在人稠广众中申说你的《荷尔蒙夜谈》，鲁敏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已经是一个“病人”?她自己也在微信里问自己“鲁大夫还是鲁病人”?在和我的一次对谈里，鲁敏说：“正如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所说，对视线不好的人，我必须放大图案，对听力不足的人，我必须粗声叫嚷。”好吧，我把你反复书写我们时代的“隐疾”看成“粗声叫嚷”。反复书写还不够，你还要去各种场合，和有关无关的人以更粗的声音去“叫嚷”。是啊，我是明显觉得从《九种忧伤》到《荷尔蒙夜谈》你的声音又“粗”了很多，就像《大宴》里请黑社会老大吃饭一步一步走向失控的反常。可是，我没有问过鲁敏，是否有过鲁迅说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的悲哀体验?这样看，鲁敏的“粗声叫嚷”和我的“寂然无语”其实都是一种病症吧?

　　2017年4月随园西山

　　作者：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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