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必须同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这一要求在波德莱尔以后的诗歌史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代诗歌正在变成一门越来越讲究方法的艺术，一个诗人必须为他的诗歌发明出独特的方法。而对于散文作家，这一要求多少是额外的。但汪曾祺却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找到了自己的方法的作家。这一方法得益于他对汉语的悉心揣摩及由此而来的理解。这使得汪曾祺成为当代散文作家中一个卓异的例子。

     《跑警报》（全文见本公号今日第二条——汪曾祺：《跑警报》丨 经典回顾）是一篇叙事性散文，以一种从容的语调写成。从容，但运笔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写得一波三折，摇曳生姿。题目是“跑警报”，却不从警报写起，而是从远起笔，先写雷海宗先生的历史课，从不经意处带出警报。这个开头，若让一般人来写，大概会从“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写起，而且这样开头还不算坏，但比起汪的开头，就差着一截了。提到警报，然后说警报有三种，但在“一曰‘预行警报’”之后，并没有接着罗列“二曰”、“三曰”，直到文章篇幅过半，才接上这个“一曰”。接上之后，也并不直说“二曰”、“三曰”，而是在活泼的叙述中，把预行警报、空袭警报、紧急警报不动声色地交代完了，使上文的“一曰”得到了落实。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了介绍警报有几种，正如篇末点明，是为了反映永远征不服的“不在乎”精神。但是作者却没有直奔主题，而是有意让主题隐而不显，把那些在我们看来最能反映主题的材料以闲笔插入叙述中，例如防空沟上的那两副对联，例如那两个不跑警报的同学。比起前面所说的小曲折，在文章的写法上，这是一个更大的曲折。这种曲折的写法贯穿了全文，乃至细节的安排上，例如对“侯兄送伞”的描写，也在不经意中以闲笔插入，而又仍不失通篇结构上的紧凑，足见作者确是文章高手。

       文章写得这么曲折，风格却很清淡平易，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曲折似乎应该与雕琢的风格联系更紧。那么这种既曲折又清淡的风格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就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方法的发现有关。汪曾祺在《小说笔谈》中曾提出用节奏代替小说结构的概念，他认为小说的结构应该是内在的、自然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的散文。他还说写散文要注意语调。因此，汪曾祺的散文那种精巧的结构不是雕琢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内在节奏的基础上，是文气自然贯通的结果。

       这里就涉及作家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有的作家以一种高于语言的姿态随意驱使语言，有的作家能够与语言获得一种平等关系，有的作家却用一种谦卑的姿态倾听语言的发言。优秀的诗人与语言的关系往往属于第三种情况，而优秀的散文作家多属于第二种情况，只有不知艺术为何物的作家才会采取高于语言的姿态，而不幸的是，多数散文作家均属此列。

       汪曾祺和他的语言的关系是平等的。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汪曾祺说过语言本身是艺术，不是工具，而且“是内在地运行着的”，因此他非常强调“语感”的训练。他把语言的锤炼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正是由于他和语言之间处于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且通过悉心的揣摩和长期的写作实践形成了独特的语感，才会有汪曾祺散文那种清淡从容而又富于深情的独特风格（如他所膺服的明代作家归有光）。这也正是汪曾祺带给当代散文的启示。

作 者：西渡(1967-)，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部分作品译成法文，结集为《风和芦苇之歌》（法 国Éditions Fédérop,2008）。

来 源：原标题:以谦卑姿态作从容文章——汪曾祺《跑警报》赏析，原文刊发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