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知识分子

文/鲍鹏山

孔子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话题，而且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确认身份、找到自家学术尊严的现实问题。

王道、霸道和士道

讲孔子和“士”的关系，有一个角度比较好，那就是王道、霸道和士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概念里，“王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母题，它几乎就是中国文化理想的源头和最终旨归。它由“王”和“道”组合而成，如果说“道”，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道义，一种公平正义，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信仰，那么，“王”则是这个“道”的担当者、推行者和维护者。当然，“王”以自身德性的崇高、知识的广大、能力的无限，也成为这个“道”的最高、最人格化的体现。也就是说，在“王道”这个概念里，王与道是二而一的，王即是道，道来自于王。但是，我以为，“王”在这里，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个形容词而存在，而是作为名词而存在；“王道”也不是偏正结构——王之道，而是动宾结构——王担道。

《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王道代际传承的“十六字真诀”，而且据说是“心传”的。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中指称“王道”的时代，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时代，“王”也是以这七个最有代表性，而描述这个王的时代、道的时代，体现王道的纲领理念，记录王的事业和境界的著作，则是《尚书》。《论语》第二十篇第一章，则是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回望：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论语·尧曰》）

这段话提到了尧、舜、禹、汤，提到了周，在周，特别提到了武王。夏商周三代理想及理想的王，都全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权力合法性论证，还是“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权力自我谦卑及其担当；无论是“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公天下理念，还是“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的公平治理观念，抑或是“民，食，丧，祭”的首要性政治选择，“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的仁政风格，都是“王道”的主要内涵。

《论语》中这段被历来注经者困惑的文字，实际上只是对那个已经消逝时代的怅然回望。到孔子时代，“王道”时代——由“王”来代表、推行和保护的“道义”时代已经杳不可及，当今的王，也只是有王的名分而无王的德性。并且，中间，甚至还隔着一个时代：“霸道时代”。

如果“王道时代”是中国文化叙事中的黄金时代，那么，以齐桓公为代表的“霸道时代”，则是白银时代。

但“霸道”的名声则与“王道”迥若云泥：王道是礼乐理想的代名词，而霸道则是蛮横无理的集中表述。“霸道”，确实有一个被污名化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其实对齐桓公饱含尊重，他不仅称赞他“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而且对管仲特别优待，不惜以“仁”来称赞他，《论语·宪问》：

或问……问管仲，曰：“人也。……”

历来注家都认为这个“人也”，应该是“夫人”“仁人”之脱字，甚至这个“人”，就是“仁”。

再看接下来的两则：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受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面对这两个重量级弟子对管仲的贬低性认知，孔子毫不犹豫旗帜鲜明地为管仲辩护，并且给他加冕——仁。要知道，“仁”这样的头衔，孔子是不会轻易许给别人的，比如，他的弟子冉雍、子路、冉求、公西华（《论语·公冶长》），他就不说他们是“仁”，甚至他自己，都不敢称“圣与仁”（《论语·述而》）。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家语·致思》）

这段记载，和《论语》中所记的子路、孔子对待管仲的态度是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为管仲辩护的态度是一致的、坚定的、不同流俗的。

仔细揣摩孔子和孟子对齐桓公的态度，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相较于后来孟子对齐桓晋文的不屑，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是很为推崇的。孟子所谓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其实只是孟子欺负齐宣王读书不多而厚诬孔子。孟子之所以贬低管仲，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身处战国“争于气力”（韩非论当代语）之世，他担心这些“放恣”（孟子评诸侯语）的诸侯，崇拜武力而一心只是“富国强兵”，忘记仁义。为什么孔子对管仲有更多肯定呢？我的答案是：孔子对霸道其实是认可的，至少是退而求其次的认可。这从他对管仲的评价可以看出来。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八佾》）

管仲是孔子的一块心病：管仲不懂礼，不节俭，私德实在不怎么样，按孔子的先修身再齐家再治国再平天下的理论，他管仲是不能治好国的。但管仲偏偏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并且他的“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也颇合孔子的心意。于是，在《论语》里，我们就看到孔子对管仲的矛盾态度：一会儿说他好，一会儿说他不好；一会儿称赞他，一会儿又批评他。比如这里批评他三个问题：器小，奢靡，无礼。其实三者有关联，而器小是关键：因为器小，所以，管仲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遇中，只做成了霸业，却没有做成王业。而他自己，因为对自我德性要求不够，只做成了“大臣”，而没有像周公那样，成为“圣臣”。

这个“器小”的评价，实际上是对管仲的惋惜：赞扬他已经实现的成功，却惋惜他没有达到极致的境界。

也就是说，管仲担当了道义，但是，可惜的是，他是用“霸”的手法。

“霸道”一词，语出《荀子·王制》：

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荀子·王制》和《荀子·王霸》，对“霸道”其实颇多回护，基本肯定，这与孔子是一致的。

即使孟子，其实对于“霸道”也还是留有温情与肯定。“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其实已经说明，“霸”还是“假仁”的，更重要的是：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孟子·尽心上》）

说得白一点，哪怕是假仁假义，如果终生奉行，岂不就是真仁真义？而下面这一段对桓公事迹的描述，则显然带着肯定甚至赞美：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告子下》）

简言之，“王道”与“霸道”，关键不在“道”之不同，而在担当者不同，实现的路径不同，“王道”是有王行道；“霸道”是圣王不作，只好诸侯之长站出来，由霸行道。此事绝如一家之中，先是父亲主持公道，后来父亲老衰甚或昏聩，便由大哥主持家务，主持公道。王道也者，父道也；霸道也者，伯道也、兄道也。父亲主持家事，有身份在，其权威来自天赋天胤，故可以不论实力，所谓“以德行仁”之“德”，不光是指他的伦理德性，也是指自然天赋之禀性，包括与这个身份相应的权力。而兄长主持家事，由于缺少父亲这个天然家长的“德”，当然需要有能力有实力，如此才可以服众。所谓“以力假仁”，正是对兄道的客观描述，是兄道之无可奈何处，不得已处，并非专指霸者纯任武力或喜欢动用武力。

但是，孔子时代，一切都起了变化：不仅王道杳然，就连霸道，也不得传承。《论语·宪问》里讲到齐桓公和晋文公，孔子不是按照历史顺序先说齐桓再说晋文，而是先说晋文，再说齐桓：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在齐桓、晋文这两霸之间，孔子显然褒扬后者而贬抑前者。他屡次称述管仲也就是赞扬齐桓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这就是桓公的“正”。桓公不仅尊天子，还攘夷狄、佑华夏，桓公确有值得称道处。

但这两句并列在一起，有一个奇怪之处：语气值得推敲，如果齐桓公在前，很正常，因为历史顺序如此，我们可以把孔子这两句话看成是一种客观冷静的评价，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但晋文公在前，“晋文公谲而不正”，显然就有了特别失望的口气，“齐桓公正而不谲”，就有了一种对比的意思，一种惋惜的意思。我们可以在两句之间，加上一个转折词：可是。“晋文公谲而不正”，可是，曾经的齐桓公却是正而不谲啊。并列关系变成了转折关系，这是孔子对“霸道”不获承袭，一世而消失的叹息。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王道”没了，“霸道”也不得承袭，谁来担当道义，承继道统呢？

发现问题的人，往往也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和承担问题的人。

孔子站了出来：我。

然后，指着天下之士：以及你们。

于是，“士道”出现了。

王没有了，霸出来。霸堕落了，士则挺身而出。

我们现在对道统的描述是孟子和韩愈给出的：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但是，我们还可以给出这样一种描述：

王道—霸道—士道。

这是又一个道统。

前一种道统的描述，确实如孟子和韩愈感叹的那样，会“不得其传”。

王会消歇，如孟子所说，会“不作”，用韩非的话说，是“千年而一出”；霸会变质，如孔子所说，会“谲而不正”，会一代而没落。

但是，后一种道统的描述，我们好像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士，作为一个群体，则代有传人，生生不息。他们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卓然独立的圣人，但是，他们群体的力量则足以撑起一个民族信仰的星空，扛起并竖立一个时代的道义大纛。

是的，当孔子把道寄托到士身上时，他就为道找到了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代代传承的群体。

所以，从王道—霸道—士道这个道统看，孔子的意义更加显豁。

而且，“士道”相比“王道”和“霸道”，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相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拥有天子之位的人，相比齐桓、晋文这些诸侯，一介素士的孔子，代表着中国古代政治的巨大转折：由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分离。

这是人类政治的文明曙光，是后世所有政治理念、政治实践中正面价值的源代码。

可能正是认识到这个转折的巨大进步意义，他的弟子才对他有如下比较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