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曾经正式为我们开设过“唐宋词研究”课。我个人在此之前，因为有意于探讨清代诗歌，金开诚先生为我引荐到小如师门下，所以有幸更早地跟从小如师学习。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小如师始终从各个方面指导、帮助着我。这次拟专门说说小如师怎样教我写文章。

　　吴小如(1922~2014)，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小如师教我写文章，最突出的方式就是直接为我批改习作，主要集中在本科三、四年级。那个时期的拙稿，上面留有老师们手泽的，我还保存了一部分作为纪念。这次翻找出来，其中即以小如师为最多，一共有如下五篇：(一)《也论〈圆圆曲〉——向姚雪垠先生请教》(1980年8月21日，初稿);(二)《〈论《圆圆曲》〉献疑——向姚雪垠先生请教》(1980年9月6日，二稿);(三)《“天上人间”——秣陵春的思想艺术特色》(1980年12月中旬);(四)《读吴梅村词》(1980年12月下旬);(五)《永嘉四灵琐记》(1981年4月下旬)。

　　这批稿子，原件都用圆珠笔誊抄或复写在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短者十三页，长者四十七页。小如师或使用铅笔，或使用蓝色圆珠笔，或使用红色毛笔，做了大量的修改，并加有不少的批语。最多的地方，例如第三篇的第2页、第8页，各有十二处修改和一处旁批。所涉及的内容，从标题到注释，从材料到行文，从错别字到标点符号，大大小小，无所不包。例如第二篇的正副标题，合改为《姚雪垠先生〈论《圆圆曲》〉近作献疑》;第五篇的标题，“记”字改作“考”。错别字如第三篇内，第2页“发人深醒”改作“发人深省”，又“洪升”改作“洪昇”并旁注原由;第4页“可怜”的“怜”字，补足右侧下方的一点;第8页“徐轨”改作“徐釚”，并旁注“音求”;第11页“迭荡”改作“跌宕”;第18页“即本与此”改作“即本于此”，又“赌物思旧”改作“睹物思旧”，合在一起有七处之多。

　　小如师的这些修改和旁批，就稿子本身来说，自然是更正错误，提高质量。但更为重要的，是教我从中学习、领会写文章的基本方法，包括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根据个人的粗浅体会，这里面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若干原则。

　　一是表达力求准确。拙稿原文，存在着许多辞不达意，特别是容易引发歧义的地方。例如第二篇第三部分叙述明朝选妃制度的时候，说：“至于家世清白，这只是其次。”(第9页)小如师改“其次”为“次要的”(条件)，这样意思才确切。第三篇第二部分介绍《秣陵春》传奇的内部结构，称其“以人间为主线，天上为副线”(第11页)，“天上、人间，又各有善恶两条分线”(第14页);小如师改“副线”为“辅线”，“分线”为“支线”，则用词更加精确。第五篇第一部分考察“四灵之生卒及次序”，有一处说“翁卷卒于后”(第2页);小如师改为“翁卷之卒于四灵中为最后”，这样就不会有理解上的偏差。在所有修改之中，这一类所占比重是最大的。

　　二是行文力求简洁。这里面包含多个层次。最大的可以是全篇。例如第二篇相对于第一篇，小如师总批说：“此文较初稿为简洁可取。”(第1页)就有这个意思在内。中等的是段落或者整句。例如第一篇的引言，中间提到：“我早先曾有意于撰写一篇《〈圆圆曲〉本事考》，苦于缺少时间，迄未动笔。”末尾又化用古语：“就有道而正焉。”(第1页)小如师将这些语句都划掉，并且在批语中明确指出：“写文章应力求简净，不必自我表白和掉书袋。”最小的则是短语。例如第二篇最末，说其余许多细枝末节，这里“一概省略了”(第12页);小如师改为“一概从略”，既简洁，又典雅。

　　三是考证力求坚实。这里面包含具体的材料和总体的方法，以第一篇的有关批语反映最为集中。例如第一部分考证“陈圆圆没有死于关外”，中间就有两条旁批：“不死关外之说，作者并未拿出硬性证据。”(第2页)“这一段作者论据亦不足。只能证明陈圆圆于崇祯十五年离苏州，其他都与死不死于关外无涉。不得因《甲申传信录》写‘襄’为‘勷’，即全盘否定其记载。”(第4页)末尾还有一条批语：“不得因《甲申传信录》之不可信，便否定陈死关外之说，必须从正面拿出陈不死关外的证据。”(第8页)第二部分分析“陈圆圆究竟为谁所夺”，末尾一段的批语也指出：“这一段亦无说服力。因为无确据证明陈圆圆一定在北京，靠推论是不行的。‘推论’不等于‘考辨’。”(第15页)全篇最末，又有两条总批：“一、主要关键论证不强，说不服人。二、能驳姚的几个史料却与陈圆圆故事关系不是太大，如吴三桂在叛明之前进过京否，等问题。另外，有选妓入宫事亦不见得陈圆圆就入过宫。”(稿末加页)这些意见综合在一起，等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后来的二稿，或者增减材料，或者变更提法，都是按照这样的精神去做的。

　　四是论述力求深刻。这个问题至少有两条批语指出或涉及过。例如第三篇总批之一：“这篇论文立意布局都很好，还应锻炼得使笔墨经济，文章有深度。”(第21页)又第四篇总批：“此文较朴实，全面论吴梅村词，惜未有突出见解。”(第15页)这里的意思，就是文章在论述方面，应当尽量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把它放在时代或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努力探索出某些一般读者不容易发现、带有规律性或者特殊性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事物表面，只就现象谈现象。

　　五是操作务必认真细致。这从上文所述错别字的更正一事，已经可以体会到一部分。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细微的地方，一般人往往不大注意。例如第三篇第8页有一个“座”字，原稿该字下方的“土”整个低于两个“人”;小如师用红笔把“土”正中的一竖描长而穿过、上齐两个“人”，使之符合标准的写法。又第五篇第5页有一个“物”字，原稿有些潦草，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作“扬”字;小如师重新改写了一个工整的“物”字，就避免了这种可能。甚至某些标点符号比较模糊、不易辨别的，小如师也都一一用笔描过。这种用意，相信任何一个作者都会深深感受得到的。

　　六是批评注意方式方法。这就当时几篇商榷性质的稿子而言，主要反映在措辞上。例如第一篇第四部分写到姚雪垠先生对《圆圆曲》的误读，有句话带有讽刺口吻：“姚先生说自己‘细读’过《圆圆曲》，实际上读得还不够仔细。”(第32页)小如师在旁边批了四个字：“近乎刻薄。”又第二篇第二部分批评姚雪垠先生曲解《圆圆曲》中陈圆圆的身份，说“姚先生不顾及上下文(《论〈圆圆曲〉》没有引)，而独独摘取其中的两句诗”云云(第8页);小如师把它删改为“姚先生只摘取其中的两句诗”，语气就明显平和得多了。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一位忠厚长者的态度。

　　此外正如上文略已涉及的一样，小如师还强调文风要尽量“朴实”。特别是第三篇总批之二，严肃指出：“切忌不可把笔用得太圆熟，太圆熟即易近于油滑了。”(第21页)的确那篇稿子，在我是写得最“花哨”的，或者说太像“做文章”了。而经过老师的教导，那以后也就努力自觉地向朴实靠拢了。其他诸如年号纪年加注公元年份、称历史人物最好用姓名而不用字号(至少也要先介绍字号)之类的规范性问题，有关修改和批语中也随处可见，难以尽述。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小如师对一个本科学生的习作的批改，是多么的认真、仔细，全面、周到，深刻并且有时还相当严厉。总的工作量之大，更是可想而知，而这些都是义务的。这对于初学写文章的我，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同时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本科毕业之后，我到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跟从钱仲联先生读研究生。但小如师的指导，依旧从未间断，只不过方式主要变作了通信。例如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打算做《朱彝尊研究》，小如师就指示我“像搞吴伟业一样，最好全面搞，不要专谈诗”，争取“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来”(1982年6月11日函)。又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诗歌史》，某处有“歌舞盛世，点缀升平”一语，小如师指示：“应改为‘点缀盛世，歌舞升平’。”(1987年11月3日函)至于具体讲论清诗，更是不胜枚举。另外那段时期我打算出版一个系列作家论的论文集，原拟书名为《清代诗歌史论稿》;小如师除了帮助推荐、联系出版单位之外，还指出“史论”与全书实际“未尽符合”，建议“稍易一二字”(1985年6月6日函)。并且在同一封信中，又详细地教我关于“今人之称谓”的知识：“如近日称人为师，只称姓而不名，便极不妥。你有一处‘钱仲联师’改为‘钱师仲联’，尚勉强可说;以后只说‘钱师’，便觉不敬。应改称‘仲联师’或‘钱老’‘钱仲老’始合适。又题赠著作，上款一律冠以姓，亦不妥。如‘钱仲联先生诲正’云云，‘钱’字必须省去。你送我的文章很多，亦都冠姓，我早想告诉你不应冠以‘吴’字，总觉这是小问题。现在你马上就是博士了，不能再出外行语，故谨以奉告。”这个知识，对于今天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再后来我自己也做了大学教师，甚至还有了“博导”的头衔，但在写文章方面仍然不断得到小如师各种方式的教导。例如我在《古典文学知识》杂志2004年第1期发表一则读书札记《两个陈琮是一人——陈琮生年及诗集》(第108-109页)，叙及“绣慧山房”的“慧”字乃“雪”字之误;小如师在其《慎加“按语”》一文中，据《说文》进一步阐明“所以致误之由”，并指出拙作此处乃“是应加按语而未加之例，说明作者对小学知识不足”(《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1日第C1版)。又某次小如师过杭州，相互谈到某篇拙作引起被批评者不愉快一事;小如师指示说，写商榷性质的文章，不要上来就谈缺点，到后面才谈优点，而应当先谈优点，再转到缺点，这样被批评者在感情上就容易接受些。理论之外，小如师还特地讲了“朝三暮四”这个典故，于是我的印象更加深刻了。这也正是上文所说的批评注意方式方法之一端。

　　回顾小如师最初教我写文章，到今天已经三十年出头。老师的教导，有些我是基本做到了，但也有许多还是做得很不够。即如写商榷性质的文章，有时候因为某些不正常现象的刺激，还是很容易感慨起来，缺少应有的涵养。而小如师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倾注这无数心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惟恐年轻人不早日出人头地”(1987年7月1日函)。旁观当今不少在读的研究生，他们连见一次“导师”的面都不容易，我可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

　　2011年国际劳动节后，写于杭州玉泉

　　作者：朱则杰，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诗歌研究，出版专著《清诗史》等。

　　来源：《名作欣赏》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