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先生曾说：“陶诗之不好读，因其人之不好懂。”(《顾随诗词讲记》)可谓是品悟陶诗的至理之言。

陶渊明的人生宛如一汪深泓的碧波，无法领略它的深邃，骤然间的一阵微风波澜，也只能掠起它的冰山一角。它也仿佛是达·芬奇画布上蒙娜丽莎的微笑，无人读懂她的神秘，突然投射的一束新光线，又能在微笑里发现新的意蕴。

陶渊明的园圃里，六朝人看重他的隐士、他的风流，唐朝人看重他的酒、他的官，宋朝就开始看好他的诗文了。读点陶诗，似乎成了宋朝有身份文人的标志。北宋杨万里品出了平淡，南宋朱熹读出了豪放。到了明淸，陶渊眀似乎被装进了多棱镜里。宁静的时代看他，他是个飘逸的田园隐士；国家多灾多难的岁月再看他，那简直就是忠臣烈士了。

顾炎武与龚自珍分别是明、清未世的两位思想家,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将陶渊明看做了忠诚烈士。

先看顾炎武《精卫》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顾炎武的这首诗写于他的抗清斗争时期。全诗用问答体的形式开篇，一、二句起问，三、四句作答。问者传达的是疑惑,不理解。表面上问的是精卫,实际上说的是顾炎武：人世间的事难以圆满,清朝都已经入关统治中原了，你又何必苦苦地抗争呢？可以想见，这是旁人对顾炎武的规劝。但顾炎武却不为之所动，表示要坚决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诗中的“终古”语，用屈原《离骚》“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表达誓死抗清的忠贞气概。诗人借精卫衔木“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志向，隐喻自己反清复明的志向，隐喻自己反清复明的志愿至死不变，诗的最后两句借燕雀的各自成窠，比喻那些贪图富贵，只顾自身安逸的降清之人。

顾炎武的这首诗受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较大。陶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展现的就是一种生命不息、抗争不止的英勇气概。古人对此评论说：“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渊明眷念王室，独以力不得为，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王应麟著，翁元圻辑注：《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精卫、刑天，叹忠义也。”（陈沆：《诗比兴笺》卷二）“‘精卫填海’、‘刑天猛志’，皆陶公借以自况，欲诛讨刘裕，恢复晋室，而不可得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顾炎武的《精卫》诗也由此取意，表达他反清复明的坚定志向和对明朝的忠贞。

顾炎武对陶渊明的精神人格极为景仰，对陶渊明的末世情怀尤为感同身受。他不但拟有《陶彭泽归里》诗一首，而且称其“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菰中随笔》）。又说：“《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日知录》卷十九）在他眼里，陶渊明如同《黍离》之大夫，如同楚国的屈原，都是忠贞于故国的代表。唯一不同的是，陶渊明眷念的是东晋王室。

沈约《宋书·隐逸传·陶潜》中即说：“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耻事二姓”，成为东晋遗民。正如朱鹤龄所说：“论隐逸者，不难于承平之时，而难于易姓之代。”（《愚庵小集》卷十一《陶潜论》）这正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在晋、宋易代的污浊世风里，陶渊明独守情操，他的朋友，如羊长史、庞主簿，都一个个地侍奉新朝去了。新朝也多次征召陶渊明，他都拒绝了，甚至像王弘、檀道济那样的新朝权贵想见他一面都很难。有人对陶渊明这样的行为极不理解，于是他仿照屈原的《渔父》辞而作了《饮酒》诗第九首：“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作为回应，表明隐逸不出的坚定决心。

顾炎武处身明清易代之际，他的际遇和陶渊明特别相似。明亡之际，他的母亲绝食而死，临终之际“诫炎武弗事二姓”（《清史稿·顾炎武传》）。作为旷代知音，他特别能理解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并在心底产生深深的共鸣。因而，他抛去世俗成见，说陶渊明“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陶渊明之归隐，不出仕新朝，实有他自己的苦痛。所有这些，顾炎武感同身受。

他的《精卫》诗开篇采用的问答体形式，即摹袭陶诗而来；诗中的“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也与陶诗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有神似之处。末句“鹊来燕去自成窠”中的燕、鹊，雏形源自《庄子·逍遥游》中讥笑大鹏鸟的“二虫”：蜩与学鸠。它们表面上用的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的典故，但在神韵上则是学习陶诗。陶渊明《拟古》诗：“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这首诗就晋宋易代的局势而发。清人邱嘉穗评述此诗时说：“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惓惓晋室。”（《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陶诗中的“新来燕”喻指侍奉新朝的新贵，“先巢故尚在”表明他们曾是旧朝的臣民，因为禁不住刘裕的恐吓和利诱，而改仕新朝了。所以说，顾诗中所愤慨和唾弃的“燕雀”之辈，其深意仍源自陶诗。

再来看龚自珍的诗：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龚自珍：《己亥杂诗》一百三十）

龚自珍身处衰世，深怀改朝换代的隐忧。他的著名《尊隐》一文，表达了对隐居傲世者的仰慕和歌颂，并且预见这些隐居傲世者将是推动社会变革、改朝换代的精英力量，如汉末的诸葛亮、晋末的陶渊明。所以诗一开篇即说“陶潜酷似卧龙豪”，对两人充满了无限的景仰。诸葛亮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先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出山辅佐刘备，气吞孙、曹，三分天下。陶渊明早年躬耕苦读，志在四方，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他回忆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其十）一提起少壮时的志向，他甚至老而不知疲，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其四）所有这些，可知陶渊明确有酷似卧龙诸葛的豪气。

所以，不少古人每每把陶渊明比做张良、诸葛亮。宋代朱熹说：“张子房五世相韩，韩亡，不受万金之产，弟死不葬，为韩报仇。虽博浪之某未遂，衡阳之命不延，然卒藉汉灭秦诛项，以摅其愤……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向芗林文集后序》）清人温汝能说：“孔明初出茅庐，便有躬耕南阳之想；渊明始作参军，便有终返故庐之志，其胸怀一而已。至于一返一不返，时势不同，所遭各异也。”（《陶诗汇评》卷三）刘廷琛也说：“程子谓三代下，唯诸葛忠武有儒家气象。先生有意乎忠武之为人，至仿其名字，以寄慕思。然忠武欲兴复汉室，虽不克还于旧都，而犹佐先主崛兴于蜀；而先生眷怀君国，精卫之诚，仅托诸咏歌，余每读其诗而深悲之。呜呼！”（《陶靖节先生祠堂记》）

所不同的是，陶渊明没有张良、诸葛亮幸运，遇上刘邦、刘备那样的仁君圣主。他年近三十而仕，先后五次做官，“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五官三休的仕履出没，前后十三年的寻索，颇有些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换来的却是上当受骗，还有耻辱和不快。从年少以至过了不惑，所持有的热烈幻想统统化为痛心的失望，以至于近乎绝望”（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在他一生的追寻中，他始终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既无法挽救衰颓的东晋基业，也无法兴复东晋，或为东晋报仇，最后只能选择了归隐。在诗篇中寄托他对故国的眷念和感伤，这实在是无奈之极。但是他归隐后的高蹈品行，却为他赢得了无比荣耀的身后名。所以龚诗的第二句“万古浔阳松菊高”高度评价陶渊明的隐士之名，即由此而发。

同时，龚自珍也和刘廷琛一样认为：陶渊明虽然没有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成就一代伟业，但他将自己的故国之思、之痛融入了诗篇之中。因此，他告诫世人：“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早在宋代，朱熹就批判世俗陋见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因此，龚自珍再次强调陶诗的不平淡。究竟如何的不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梁甫”即《梁甫吟》，乐府歌名，相传为东汉末年送葬时所唱，其辞慷慨悲壮。“骚”指屈原的《离骚》。在龚自珍看来，陶渊明的诗绝非平淡，而是具有《梁甫吟》与《离骚》那样的慷慨悲壮和愤懑不平之气，它气势豪迈，心怀忠贞。

陶诗究竟如何的“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自珍在他的另一首诗中又做了注脚：“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一百二十九）《咏荆轲》诗之寄托，不需繁说。但《停云》诗所发之浩歌，正如沃仪仲所说：“正见举世暗浊，无一明眼堪扶社稷，故至于此。我即独身孤愤，济得甚事！”（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引）王夫之也评《停云》诗说：“取比《离骚》，尤为深远广大。”（《古诗评选》卷二）由沃、王之语，足见龚自珍对陶诗的评价洵非虚誉，只是他后来居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再加上他自己心事重重，“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所以他自然比前人体味更深。

可惜陶渊明的这种忠愤，在晚清以后逐渐被淡化，甚至否定掉了。梁启超先生在他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说：“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几乎首首都是惓念故君之作。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但以那么高节那么多情的陶渊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儿寡妇取天下’的新主，对于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念，自然是情理内的事。”对于陶渊明的“耻事二姓”，梁先生用“自然是情理内的事”以作解释，很明显淡化陶渊明的忠愤了。到后来，朱自清先生干脆不太认同陶诗“忠愤”的说法，他说：“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述酒》诗‘庾词’大多，《拟古》诗怕只是泛说。大约以‘忠愤’论陶的，《述酒》诗外，总以《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诗、《杂诗》助成其说。其实‘三良’与‘荆轲’都是诗人的熟题目……渊明作此二诗，不过老实咏史，未必别有深意。”（《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实际上，大多赞成“忠愤”说的人，也没有认为陶诗“几乎首首都是惓念故君之作”的意思；熟读陶诗的人，也会发现“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的，也远不止“《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因此，梁、朱两位先生的说法都不免偏颇。综合看来，还当以鲁迅先生的评判为公允，他说陶渊明的诗“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他还强调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题未定草（七）》）可叹的是，几十年来，鲁迅先生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大多数人谈起陶渊明，仍然只是一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形象。陶渊明“金刚怒目”式、“忠愤”的形象，在当代的传承中被遗弃掉了。

谈至此，由不得想起清代刘廷琛的话：“余幼读先生诗，喜其闲淡冲逸，叹为知道者之言。不幸遭国大变，乃知先生悯世愤俗，拳拳故国，其《咏贫士》《饮酒》诸作，类深微沉痛之词；至若荆卿之雄心，骋夸父之诞志，其志量所自负者，何如哉！”（《陶靖节先生祠堂记》）实际上，“闲淡冲逸”仅是陶诗之浅堂，寄托“拳拳故国”忠心，方为陶诗之深庑。许多人都像刘廷琛一样，只有经历了一番家国变故之后，才真正读懂了陶诗，如苏轼、辛弃疾，本文中的顾炎武、龚自珍等。足见陶诗之不好读。所以郭绍虞先生说：“历来论陶之语，每如盲人们摸象各得一端，罕有能举其全者。”（《陶集考辨》）这正道出了品味陶诗的甘苦与真谛。

作 者： 钟书林，男，1978年生，湖南浏阳人，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青年学者。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区域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构建”负责人。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陶渊明、儒家文化与文学、敦煌文化与文学等教学和研究。

来  源：原文标题：《陶诗的旷代品味——从顾炎武、龚自珍的诗歌看陶渊明的忠愤》，原刊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