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头上的光环有很多，例如文学家、教授、古文家、出版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重要身份，那就是翻译家。

　　那在鲁迅的众多身份中，为什么要强调翻译家这一角色呢?简单说就是，鲁迅正因为是一个翻译大家，所以才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家的身份和荣誉。说清楚点就是，无论鲁迅作品的深刻性，还是表现的格式特别，都与他大量的翻译密切相关。

　　鲁迅在翻译这方面，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从数量上来说，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这是一个什么规模呢?可以看一下李新宇教授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编的《鲁迅大全集》，译著一共8大卷，字数将近4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那些小说、散文、杂文的总和。而且从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算，一直到他死的1936年，30余年间，他几乎就没有间断过翻译。

　　可见，无论从工作总量来说，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来说，鲁迅倾注在翻译事业的精力，是够令人敬佩的。这一点，包括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在内的诸多传记，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多少都是有点遗憾的。

　　从视野上来说，鲁迅的触角可以说是伸得够广，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荷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都有所涉猎。仅举一例：《鲁迅日记》中从1929年8月20日到1932年8月30日，共有154处提及一个叫徐诗荃的人，这个人也叫徐琥，曾到德国留学过，他与鲁迅过往甚密，主要是讲德国的图书、画册、报刊和杂志寄给鲁迅。可见，鲁迅对德国文学的关注是多么密切。

　　从影响上来说，鲁迅的译著效果有不错的，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果戈里的《死魂灵》等，在当年就被证明，而且还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在一段时间里颇有影响，例如《小约翰》，从1928年到1959年，在香港和大陆一共再版过7次，遗憾的是现在少有人问津了;也有的，在当年没有任何反响，但之后却被刮目相看。例如孙郁教授讲过一个事例。2014年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携著作前来中国交流时，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前苏联犹太作家巴别尔，代表作是《敖德萨故事》和《骑兵军》，孙郁教授当场告诉他：鲁迅在1931年就翻译介绍过巴别尔，藏书中就有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个教授吓了一跳，因为巴别尔近些年才在欧美热起来。可见，鲁迅当年的眼光不一般。

　　还要说一点，鲁迅在翻译事业中，并没有获得多少经济效益。《域外小说集》就不说了，上下册一共印了1500册，在东京上册卖了21本，下册卖了20本。为啥上下册不一样呢?这是因为朋友许寿裳看书卖得不好，以为寄售处额外加价了，所以亲去试验了一回。因此，也就出现第一册比第二册多卖一本的情况。在上海寄卖的结果，据鲁迅自己说，也就是卖20多本，剩下那些库存，后来因为仓库失火，都化为了灰烬。也不知道投资商垫付的150大洋，后来哥俩归还了没有。

　　顺便说，别看《域外小说集》当年让鲁迅亏了个本朝天，但是2007年拍卖时，一册《域外小说集》以30万元的价格成交。鲁迅要是听到这消息，不知道会是啥心情。

　　就是后来鲁迅回国，经过一番打拼，还凭借着自己著名作家的光环，译著也不过由北京时期的1000多册提升到上海高峰时期的4000多册。这个发行数量，虽然在当年的翻译市场上也还算不错，但是相比于《呐喊》这个小册子仅1930年7月的第14版就印了4.85万本，到1939年时保守估计也得10万册左右。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在翻译上，鲁迅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经济效益，那他为何还孜孜不倦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呢?

　　且不说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肩负责任之类的大话，那好像故意要拔高鲁迅，就从他自身在翻译中所受的好处说起。

　　在具体创作上，鲁迅深受翻译的滋养。例如孙郁教授在《鲁迅的暗功夫》一文中统计过：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因为受《小约翰》的影响;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向有果戈里、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小说《起死》是戏仿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坷德》;小说《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鲁迅讥讽梁实秋时用的“丧家的乏走狗”，就是来自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杂文《门外文谈》就是受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不错，鲁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在思想上的影响也很大。例如鲁迅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说了这么多，鲁迅的翻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孙郁教授讲过一次他本人的经历：有一年，他领着到访北京的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参观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包括德文藏书，大江健三郎看过后很惊讶，跟孙郁教授讲，鲁迅的德文藏书都是德国当时知识界最关注的，有些书现在也是非常珍贵的。大江健三郎还表示，包括他在内的现在的日本作家都无法跟鲁迅比，因为鲁迅的精神隐含的内容太丰富，无法企及。他还讲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他妈妈打电话说：你没法跟鲁迅比。

　　德国汉学家、文学家、翻译家顾彬曾经在一次发言中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

　　忽然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因为他要对中国人，而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过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从起步开始就一直深受外国文学的滋养，无论从思想、哲学层面，还是写作技巧、艺术结构，都如此。五四那一代作家，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创作之余，都多多少少地从事过翻译工作。所以德国人顾彬才说：1949年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顾彬还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也值得听。他说：如果用世界文学标准来衡量，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文学是二锅头。

　　那在五四以来的文学翻译大军中，鲁迅无疑是最快、最广、最好地领略外国文学的精髓，所以自然也就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的评判，是很到位的。

　　作者：商昌宝，文学博士，独立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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