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 纵情的极限:郭沫若《凤凰涅槃》诞生始末(中)
来源:       作者:李兆忠   时间:2018-04-09

 

  编者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文学人生事业的“第一桶金”。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创作的发展走向。李兆忠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洞幽烛微,还原了它的诞生过程。此值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2期,本次刊登时李兆忠先生作了修定。由于原文较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文章分三次(上中下)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二

  在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

  1916年8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赴东京为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在东京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一场可歌可泣的中日跨国婚恋由此拉开序幕。其过程,郭沫若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有如下的交代——

  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的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现在已经消失了——令我肃然起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誊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带苦味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生,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的话题,这里仅提示三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异国他乡过了两年半清苦的单身生活,正在庄子、王阳明与《圣经》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座,接近疯狂的门坎,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他“最徬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郭沫若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后来他这样分析:“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值得强调的是,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浪漫多情、性欲超常的人,据他自己回忆,年仅七八岁,性意识就觉醒,对堂嫂的“粉红的柔嫩的手”产生过欲望,到十一岁,就“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校园里的竹木,伯父家园中的枇杷树,成为他寻欢的爱人;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与一位眉清目秀的姓汪男同学相好,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此还闹出不少风波;甚至在赴日本的火车上,郭沫若还与邻座的长一张美丽瓜子脸的东瀛女子眉来眼去,暗中传情,还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上均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由于背水一战的原因,到日本后郭沫若收心励志,发奋读书,过起自律的生活。据《创造十年》叙述,到东京后的最初半年,郭沫若刻苦用功应考,连最热闹的银座都不曾去过一次,进了一高预科后,依然如此,不要说银座的咖啡馆,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一次。在繁华的东京尚且如此,到了僻远的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从郭沫若1915年10月21日致父母家书中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可以知道他当时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

  五时半起床

  五时半至六时半盥嗽并行冷水浴一次

  六时半至七时 静坐

  七时 早餐

  八时至午后二时,登校 星期一则至午后三时星期六则至十二时便无课

  十二时 午餐

  午后课毕后 温习时间 此时间每日复行温浴一次

  五时 晚餐

  至餐后七时散步。此间有横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七时至十时 温习准备时间

  十时十五分 静坐入寝

  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那时迷恋王阳明的哲学,早晚静座,是因为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虚弱之故,是为了强体健身,这种看法虽然不错,却未免太皮相。据郭沫若叙述,打座后不到两周,睡眠就得到改善,梦也减少,心悸渐渐平复,能够骑马竞漕,而更重要的是,打座使他精神上悟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就是郭沫若后来津津乐道的“泛神论”世界。惟其如此,身体康复后,郭沫若依然坚持静坐,这说明静坐对于郭沫若已别有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为了打发孤寂的异域生活,郭沫若需要这样一个“升华”的管道,以维持身心的平衡。然而,人的本能与欲望并不是单凭意志就能完全控制的,更何况像郭沫若那样情欲旺盛的人,这里有诗为证,其一:“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自从别离后,怕见月团圞。”其二:“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侬。……”(见《革命春秋》中《离沪之前》一节)两首诗都作于1915年,都是怀念与那位汪姓恋人的昔日之情,其大胆热烈,可谓空前,披露了郭沫若清教徒式的留学生活的另一面。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正如他后来不无自嘲地写下的那样:“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竟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

  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其重要性,正如1916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模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下的献给安娜的那首情诗描写的那样——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辫一辫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是日本女子,作者却让她穿上唐装,而头顶素罗、手执百合花的姿态,令人想起西方的女神。这一中西合璧的装饰具有丰富的暗示性,由此引出第二点:佐藤富子是日本女性中少见的另类,与那些温柔妩媚、散发岛国特有的“人情美”的“沙扬娜拉”不大一样;同样,佐藤富子也是日本人中罕见的另类,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具有超越岛国根性的博爱与献身精神,难怪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后来给她取名安娜,包含双关的意思——它取自托尔斯泰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象征爱情至上,又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前两个字谐音,象征着超越种族国家的人类之爱。在中日关系交恶,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属难得。安娜的爱,对郭沫若具有双重的拯救意义,它既是孤寂苦闷中的郭沫若的“生命的灵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酵母,这一点郭沫若自己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安娜就没有郭沫若。

  然而从郭沫若这方面说,他与安娜的爱,“灵”与“肉”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灵”的吸引明显地大于“肉”的诱惑。在郭沫若笔下,安娜一再被称为“圣母”,说明在情感上,郭沫若是将安娜当作母亲而依赖的。安娜的大气、坚韧和刚强,与郭沫若的敏感、狂热和摇摆,刚好形成互补,甚至在长相上,也是一个“燕瘦”,一个“环肥”。这种母子型的恋爱带有较多的精神内涵和相濡以沫的性质,却缺少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刺激性。不过,惟其具有“圣母”的气质,安娜才不惜承受家庭“破门”的处罚,以身相许,心甘情愿地跟郭沫若过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帮助郭沫若成就大业。不幸的是,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天性浪漫、抱负远大的男子来说,仅仅一个“圣母”是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受制于责任和义务,拘束于婚姻的藩篱,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灵肉分离,甚至人格分裂,这一切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有清楚的展示。与安娜结合后,郭沫若风流韵事不断,甚至染上梅毒,祸及安娜。在后来的非常岁月里,两人分离,郭沫若在中国另筑新巢,事实上遗弃了安娜,令人感慨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无奈。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完成了婚事,是个有妇之夫,这一被郭沫若日后悔为“机会主义”的行为,给这场跨国婚恋蒙上了阴影,一度给他造成巨大压力。由于对这场跨国恋爱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各种打击与麻烦随着爱的结晶一起降临时,郭沫若变得束手无策,陷于深深的哀怨与自责之中。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僭越父母之命,在异邦另立家室,是大逆不道之举;而依现代道德标准,重婚同居也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于是,与安娜的婚恋遂变成一种“原罪”折磨着他的良心,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到:“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了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是无可补寘的余地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郭沫若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在两性关系上更其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是出于神圣的爱情,虽不合世俗的法律,却有“反封建”的内涵,如果是一个特立独行、精神强大的人,断不至于如此的自怨自艾。在这一点上,与他崇拜的西方浪漫主义师父比起来,郭沫若似乎差得太远。细究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思想意识中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共有的精神现象,读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家书就可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叛逆性的文字,作者俨然是一个忠孝两全的青年,与《天狗》中的那位吞日吐月的狂者风马牛不相及,或许反映了郭沫若文化人格疲软的一面,骨子里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未完待续)

 

  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扩张的王国》等专著。

联系我们
热线电话

名作欣赏:
     0351-5256557

评论版:
     0351-5256560

学术版:
     0351-5256558

邮购:
     0351-5256556
     0351-525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