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文学人生事业的“第一桶金”。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创作的发展走向。李兆忠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洞幽烛微，还原了它的诞生过程。此值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2期，本次刊登时李兆忠先生作了修定。由于原文较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文章分三次(上中下)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二

　　在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

　　1916年8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赴东京为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在东京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一场可歌可泣的中日跨国婚恋由此拉开序幕。其过程，郭沫若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有如下的交代——

　　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的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现在已经消失了——令我肃然起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誊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带苦味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生，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的话题，这里仅提示三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异国他乡过了两年半清苦的单身生活，正在庄子、王阳明与《圣经》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座，接近疯狂的门坎，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他“最徬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郭沫若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后来他这样分析：“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值得强调的是，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浪漫多情、性欲超常的人，据他自己回忆，年仅七八岁，性意识就觉醒，对堂嫂的“粉红的柔嫩的手”产生过欲望，到十一岁，就“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校园里的竹木，伯父家园中的枇杷树，成为他寻欢的爱人;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与一位眉清目秀的姓汪男同学相好，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此还闹出不少风波;甚至在赴日本的火车上，郭沫若还与邻座的长一张美丽瓜子脸的东瀛女子眉来眼去，暗中传情，还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上均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由于背水一战的原因，到日本后郭沫若收心励志，发奋读书，过起自律的生活。据《创造十年》叙述，到东京后的最初半年，郭沫若刻苦用功应考，连最热闹的银座都不曾去过一次，进了一高预科后，依然如此，不要说银座的咖啡馆，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一次。在繁华的东京尚且如此，到了僻远的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从郭沫若1915年10月21日致父母家书中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可以知道他当时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

　　五时半起床

　　五时半至六时半盥嗽并行冷水浴一次

　　六时半至七时 静坐

　　七时 早餐

　　八时至午后二时，登校 星期一则至午后三时星期六则至十二时便无课

　　十二时 午餐

　　午后课毕后 温习时间 此时间每日复行温浴一次

　　五时 晚餐

　　至餐后七时散步。此间有横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七时至十时 温习准备时间

　　十时十五分 静坐入寝

　　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那时迷恋王阳明的哲学，早晚静座，是因为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虚弱之故，是为了强体健身，这种看法虽然不错，却未免太皮相。据郭沫若叙述，打座后不到两周，睡眠就得到改善，梦也减少，心悸渐渐平复，能够骑马竞漕，而更重要的是，打座使他精神上悟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就是郭沫若后来津津乐道的“泛神论”世界。惟其如此，身体康复后，郭沫若依然坚持静坐，这说明静坐对于郭沫若已别有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为了打发孤寂的异域生活，郭沫若需要这样一个“升华”的管道，以维持身心的平衡。然而，人的本能与欲望并不是单凭意志就能完全控制的，更何况像郭沫若那样情欲旺盛的人，这里有诗为证，其一：“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自从别离后，怕见月团圞。”其二：“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侬。……”(见《革命春秋》中《离沪之前》一节)两首诗都作于1915年，都是怀念与那位汪姓恋人的昔日之情，其大胆热烈，可谓空前，披露了郭沫若清教徒式的留学生活的另一面。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正如他后来不无自嘲地写下的那样：“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竟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

　　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其重要性，正如1916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模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下的献给安娜的那首情诗描写的那样——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辫一辫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是日本女子，作者却让她穿上唐装，而头顶素罗、手执百合花的姿态，令人想起西方的女神。这一中西合璧的装饰具有丰富的暗示性，由此引出第二点：佐藤富子是日本女性中少见的另类，与那些温柔妩媚、散发岛国特有的“人情美”的“沙扬娜拉”不大一样;同样，佐藤富子也是日本人中罕见的另类，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具有超越岛国根性的博爱与献身精神，难怪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后来给她取名安娜，包含双关的意思——它取自托尔斯泰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象征爱情至上，又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前两个字谐音，象征着超越种族国家的人类之爱。在中日关系交恶，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属难得。安娜的爱，对郭沫若具有双重的拯救意义，它既是孤寂苦闷中的郭沫若的“生命的灵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酵母，这一点郭沫若自己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安娜就没有郭沫若。

　　然而从郭沫若这方面说，他与安娜的爱，“灵”与“肉”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灵”的吸引明显地大于“肉”的诱惑。在郭沫若笔下，安娜一再被称为“圣母”，说明在情感上，郭沫若是将安娜当作母亲而依赖的。安娜的大气、坚韧和刚强，与郭沫若的敏感、狂热和摇摆，刚好形成互补，甚至在长相上，也是一个“燕瘦”，一个“环肥”。这种母子型的恋爱带有较多的精神内涵和相濡以沫的性质，却缺少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刺激性。不过，惟其具有“圣母”的气质，安娜才不惜承受家庭“破门”的处罚，以身相许，心甘情愿地跟郭沫若过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帮助郭沫若成就大业。不幸的是，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天性浪漫、抱负远大的男子来说，仅仅一个“圣母”是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受制于责任和义务，拘束于婚姻的藩篱，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灵肉分离，甚至人格分裂，这一切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有清楚的展示。与安娜结合后，郭沫若风流韵事不断，甚至染上梅毒，祸及安娜。在后来的非常岁月里，两人分离，郭沫若在中国另筑新巢，事实上遗弃了安娜，令人感慨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无奈。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完成了婚事，是个有妇之夫，这一被郭沫若日后悔为“机会主义”的行为，给这场跨国婚恋蒙上了阴影，一度给他造成巨大压力。由于对这场跨国恋爱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各种打击与麻烦随着爱的结晶一起降临时，郭沫若变得束手无策，陷于深深的哀怨与自责之中。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僭越父母之命，在异邦另立家室，是大逆不道之举;而依现代道德标准，重婚同居也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于是，与安娜的婚恋遂变成一种“原罪”折磨着他的良心，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到：“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了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是无可补寘的余地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郭沫若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在两性关系上更其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是出于神圣的爱情，虽不合世俗的法律，却有“反封建”的内涵，如果是一个特立独行、精神强大的人，断不至于如此的自怨自艾。在这一点上，与他崇拜的西方浪漫主义师父比起来，郭沫若似乎差得太远。细究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思想意识中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共有的精神现象，读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家书就可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叛逆性的文字，作者俨然是一个忠孝两全的青年，与《天狗》中的那位吞日吐月的狂者风马牛不相及，或许反映了郭沫若文化人格疲软的一面，骨子里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未完待续)

　　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扩张的王国》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