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原文标题为《汤显祖：多情的心性与温情的写作》，刊登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12期

　　1971年，在美国亚洲学会上，陈世襄先生做了一场题为“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报告。他认为，与希腊的史诗和悲剧比起来，中国文学毫不逊色。虽然中国没有史诗，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也没有戏剧可言，但是，“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其抒情诗”。

　　他说得很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尚情的民族，而抒情性则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特点。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漫长的千百年时间里，中华民族虽经暴政的严酷摧锄和异族的反复蹂躏，但整个社会的伦理基础，判断善恶的基本标准并未废坏;而在诗词、杂剧、传奇甚至小说等文学作品里，中国人所固有的基于“礼义廉耻信、温良恭俭让”的仁爱情怀和淑世意识，也仍然是生活和写作稳定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底色。

　　情感是中国诗学的基石和灵魂。如果说，含蓄内向、情感细腻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那么，委婉蕴藉、情思无邪的抒情性，则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也特别强调情感的决定作用，“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文章乎?”;“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则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总之，将情感当作诗的根本，这是中国诗人和诗论家的普遍共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强调“情感”的本源性和决定性的诗人和作家，可谓比比皆是，亦云夥矣;但是，像汤显祖那样强调到极致的，却并不多。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他表达的也是同样的诗学理念：“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在《焚香记总评》中，他评价说：“作者精神命脉，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得九死一生光景，婉转激烈。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至于他在《牡丹亭》题记中的“生死”“死生”之说，已成人人皆知的流口常谈。总之，汤显祖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而且还将它发扬光大，推向极致，从而建构了一种可以名之为“唯情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写作模式。

　　汤显祖的唯情主义，与明代“心学”的发达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经由李贽这一中介环节，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反映。王阳明在《与王纯甫》中说：“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又说：“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如果说，王阳明还试图调和心物，以心观物，以心见物，那么，属于心学派“泰州学派”的李贽，则更进一步，将此“心”与彼“理”对立起来，视之为互不兼容的冲突关系：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童心”是什么样的“真心”呢?这种“初心”的“绝假纯真”状态，是不是根据主观愿望臆想出来的东西呢?保持原初状态的“童心”永远不变，这又如何可能?显然，李贽的“童心”说，有很强的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它固然可以启发人们意识到“真心”的价值，因而，应该努力用最真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抽象地将“童心”与“义理”对立起来，无疑会给人留下绝对化的印象。他的这种“一半唯物，一半唯心”的思想，更多地表现着一种焦虑的心态和拒绝的情绪，而不是严密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黄仁宇批评说：“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他的这些理论“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

　　显然，汤显祖在李贽影响下形成的“唯情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作为一种理论，这种将“理”与“情”对立起来的“唯情主义”，经不住理论上的严格质疑和批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念和写作态度，它的确具有解放个性和人性的力量，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加自由的抒情方式和叙事方式，有助于催生一种更有活力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样式。好在，汤显祖在创作上，很好地维持了情理之间的平衡，并未滑入流情荡志的极端浪漫主义一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汤显祖那里，“情”“理”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华玮教授就在《世间只有情难诉——试论汤显祖的“情”观与其剧作的关系》中说：“汤显祖对欲或人欲深恶痛绝的程度，与理学家相比，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欲不可不去，天理不可不存。汤氏在这一方面，完全和理学家站在同一立场。”总之，“所谓汤显祖用情来‘反’理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时，那些断言汤氏晚年思想由入世而一变为出世的论断，我也认为难以成立”。这样的观点很有新意，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细细分析起来，汤显祖的“节人欲”与理学家的“灭人欲”，本质上也是不同的。他对理学家的不满和排斥，是一个彰彰明甚的事实。

　　宗教情感与自然情感的矛盾，也时时困扰着汤显祖。对于宗教，他很有热情，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他对当时几种影响甚大的宗教都很有兴趣，有时甚至也很投入，但他很少将自己完全拘限定在哪一种信仰里头。他在《牡丹亭题记》中所说的“理之必无”与“情之必有”的话，与佛教和道教的教义，多多少少有些冲突。佛教讲“空诸万有”，道家讲“道生于无”，都是教人不要在情感和欲望上较真和沉迷的，要宁信“理”而不信“情”的。然而，文学需要爱和热情，它是有情人的事业。正因为未能忘情于人生和世界，这才有了文学。谁若真的将“五蕴皆空”和“不争无尤”奉为真谛，那么，他的文学梦似乎就没法往下做了，也就大可以将文学扔在一边，改弦更张，另觅生计。

　　汤显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说：“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疾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写作此文时，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仍然为“情多想少，流入非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一类问题而焦虑。

　　虽然汤显祖的精神也会在释家和道家那里略作盘桓，但是，他仍然是一介儒士;也就是说，儒家的人间情怀和人际伦理，仍然稳定地影响着他的心理和行为。他的这种矛盾心情，彰明较著地见之于《寄达观》(1598年)一信中：“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虐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三十八岁的汤显祖痛苦而坦率地承认，要完全“超情离见”，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便勉力修行如达观者，也有“痴人之疑，虐鬼之困”，例如，他也曾在《看花歌》中说：“我闻西施美亦爱，爱情如火烧心里。无限精神为此枯，千排万遣无用处。”而汤显祖自己的“情”与“想”，此不为多，彼不为少，所以，很难“绝想人间”。他援白居易和苏东坡“终是为情使耳”为例，为自己的不能“绝情”做说词。事实上，无论有多少佛教的“出世”之想，亦无论有多少道家的“无为”之念，汤显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挚爱在人间的唯情主义者。

　　汤显祖未必是“唯情论”的高明的理论建构者，但无疑是这一理论热情的传播者和积极的实践者。在他的诗歌、尺牍、散文和戏剧作品中，在在皆有热烈的情感抒发。沈璟《红蕖记》一开始的几句唱词说：“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一片闲心休再热。”然而，汤显祖的心却始终是热的，热情是他精神生活和戏曲写作的一个特点。汤显祖的全部写作，都属于典型的抒情文学。

　　汤显祖对人世间的一切人伦亲情，都不能恝置不顾。年轻的时候，嘉靖皇帝和隆庆皇帝卒，他曾至少写过两首“哭大行皇帝”的诗。1578年，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与皇后王氏成婚，二十九岁的汤显祖很是高兴，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由衷的喜悦，从这长长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二月十九日恭闻大婚礼成，长秋道始，普天之下莫不欣悦舞抃歌谣》。他写诗表达自己对大父、外父、太母、伯父、弟弟祖儒、内弟的伦理亲情;他对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一往情深，写过很多首寄赠师友和怀念师友的诗。达观禅师是对他的精神生活影响极大的人，他常常想念他而又不得见，便含着深情和眼泪，写了很多首诗，来寄托自己的无限情思。1600年，五十一岁的汤显祖与达观做了一次自临川至南昌的出游。分别之后，他独自归来，很是感伤，于是，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归舟重得达公船》：

　　无情当作有情缘，

　　几夜交庐话不眠。

　　送到江头惆怅尽，

　　归时重上去时船。

　　李白《月下独酌四首》诗云：“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1“无情”即是有情和深情。有情人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惜别之际，自然会备感惆怅。更让人难过的是，来回竟然乘坐的是同一只船——这会让人回想起来时同舟的快乐，也会使人平添无限的感伤和孤独。

　　病愈翻看故人往日书简，我们的诗人禁不住悲从中来，怆然有怀，于是便写了一首《病起检理破箧中，见芜阴故人俞白麓陈王庭夏辛岑刘居仁书，泫然久之》：

　　年少过逢得好看，

　　故人无在独平安。

　　云霞过客情千里，

　　风月关人事几般?

　　语笑目成春梦远，

　　吟愁心逐夜江寒。

　　拚知不作重游兴，

　　便去新欢岂旧欢。

　　自己的老友纷纷物故，独留自己在此世间，垂暮之年，寂寞度日。回忆往事，愁绪满怀，昨日种种，如春梦已远，夜晚吟诗，江水凄寒，无比悲凉。过去一同游过的那些地方，诗人决意不再重游了，因为即便有新的朋友同行，岂能比得上与昔日老友携手同游的欢乐。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都曾有过失子之痛，也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过丧子的悲伤。

　　1596年，莎士比亚的独子哈姆奈特因病夭亡，年仅十一岁。当时，他正在写作《约翰王》。他借剧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赫伯特举起小王子的尸体说：“你把整个英国多么轻易地举了起来!”莎士比亚的传记作者说，对莎士比亚来讲，哈姆奈特的分量“有如整个英国，所以他格外悲痛”。而失去爱子的母亲康斯丹丝的哀诉，更是悲痛欲绝：

　　悲哀代替了不在我眼前的我的孩子的地位;它躺在他的床上，陪着我到东到西，装扮出他的美妙的神情，复述他的言语，提醒我他一切可爱的美点，使我看见他的遗蜕的衣服，就像看见他的形体一样，所以我是有理由喜欢悲哀的。再会吧;要是你们也遭到像我这样的损失，我可以用更动听的言语安慰你们。我不愿梳理我头上的乱发，因为我的脑海里是这样紊乱混杂。主啊!我的孩子，我的亚瑟，我的可爱的儿!我的生命，我的欢乐，我的粮食，我的整个的世界!我的寡居的安慰，我的销愁的药饵!

　　莎士比亚虽然不曾直接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丧子之痛，但是，他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和悲痛心情，都写入了自己的戏剧。事实上，康斯丹丝的哀诉，也表达着莎士比亚的悲痛和忧伤。

　　比较起来，汤显祖的不幸就更加严重。他不是一次，而是数次遭遇丧子之痛，三个女儿早夭——长女元祥、次女元英和幼女詹秀(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于七岁之龄卒)，有两个儿子早亡——幼子吕，两岁时早殇，长子士蘧，二十一岁病殁。他超乎“无情”和“不及情”之上，属于钟情之人，因而，所体验到的悲伤和疼痛，也就更为强烈和尖锐。他给每一个去世的儿女都写了“哭”诗。他的悼亡诗，突破了旧有的范围和模式，写得特别委婉而深挚。

　　万历五年(1577年)，汤显祖四岁的长女元祥和两岁的次女元英不幸先后早夭，这给诗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为了怀念两位女儿，他写了《哭女元祥元英》一诗：

　　徒言父母至恩亲，

　　叹我曾无儿女仁。

　　隔院啼声挥即住，

　　连廊戏逐避还嗔。

　　周星并是从人乳，

　　四岁何曾傍我身。

　　不道竟成无限恨，

　　金环再觅在谁人?

　　他怀着无限的悲痛和内疚，通过“啼声挥即住”和“戏逐避还嗔”两个细节，描述了自己过去对女儿的严厉态度;孩子长到四岁，自己竟然也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给她们以应有的父爱，而今幽明永隔，追悔莫及，痛何如哉!他没有替自己辩护，他深深地愧悔和自责。其实，就在这几年里，二十七岁的汤显祖，正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精神紧张而焦虑，自然没有心情陪孩子玩。所幸的是，这年汤显祖纳的妾赵氏，为他生下长子士蘧，多少使他内心得到些许抚慰。

　　汤显祖二十九岁那年(1579年)，长子士蘧出生，在古代，这算得上是中年得子了。他在《答龙君扬》一诗的“序”中，叙述了儿子带给家人的天伦之乐：“有子蘧扶床巧笑，大母魏夫人吹饴弄之，有童孺之色。严君用是欢笑，第欲我在云台之上耳。”他对士蘧寄望很高，责之甚严，而士蘧颖悟非常，也很努力，蟾宫折桂，当是迟早的事情。1600年7月，士蘧赴南京参加秋试，猝然病卒。汤显祖闻讯，悲痛万分，一口气写了十首诗，题为《庚子八月五日得南京七月十六日亡蘧信十首》，来抒发自己的悲痛之情：

　　江天卷地黑风来，

　　报道吾家玉树摧。

　　惊落枕妆无泪出，

　　重重书讣若为开。

　　(其一)

　　空教弱冠敌才名，

　　未到长沙听鵩鸣。

　　猿叫三声肠断尽，

　　到无肠断泣无声。

　　(其四)

　　未几，又写了二十二首怀念士蘧的诗，题为《重得亡蘧讣二十二绝》：

　　汝从三岁识经书，

　　八岁成文便起予。

　　更作蘧年过六十，

　　那堪一梦是蘧蘧。

　　(其二)

　　儿常论鬼岂人为，

　　鬼物原开别一支。

　　我愿定依人作鬼，

　　灯前梦里见来时。

　　(其二十一)

　　后来亢壮少亲情，

　　宦不成游家累贫。

　　头白向蘧蘧又死，

　　阿爹真是可怜人。

　　(其二十二)

　　沈际飞评价这些诗说：“西河之恸，临川最切。诗数十首，几不择音。”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所谓“西河之恸”“抱痛西河”等用来表达“丧子之痛”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失去儿子的汤显祖，像卜商一样悲痛欲绝，心碎欲裂。本来，他自己的政治梦想破灭了，便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谁知昊天无情，降此鞠凶。他根本无法从这巨大的悲伤中摆脱出来，只有诗歌可以安慰他痛苦的心。于是，诗人便哭之以诗，一首接一首，不停地写。

　　是的，他的这些诗，几乎全都是哭出来的，每一行诗句里，都浸透了诗人的泪水。儿子过去的音容笑貌，全都化为一点一滴的细节，浮现到父亲的眼前，让他更加悲情难抑，老泪纵横。为了见到儿子，诗人宁愿“依人作鬼”，在灯前梦里，与自己的儿子重逢。他实在太悲痛了，于是，便顺情而发，不加雕饰，但感染力因此反而更强，使人读来几欲堕泪。

　　汤显祖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甚至及物，具有普遍的同情心，所以，他不仅会同情自己的同类，而且还将这种情感投向一切形式的生命。杜甫会对自己的马表达感恩之情，会对乌鸦、燕子、蚂蚁和鱼表达怜惜之意与爱护之情，甚至会从桃树的身上看到一种慷慨无私的美德。汤显祖也是这样一个对微小的生命表现出温柔情感的人。他写过一首题为《胡克逊》的诗：

　　人言西北边，有兽名为逊。

　　性不喜兽斗，逡巡解其困。

　　猎者知如此，设斗日驯近。

　　相愁来解纷，阴遭此人刃。

　　食肉寝其皮，似貉花文嫩。

　　西州贵将吏，茵褥厚常寸。

　　狒狒笑何悯，猩猩啼莫恨。

　　此兽仁有礼，错莫身为殉。

　　世有麒麟皮，为鞔复何问。

　　如此善良的一种仁兽，却阴遭猎者的捕杀。这让汤显祖痛心疾首，深感不忍和不平。他赞美它们的德性，怜悯它们的遭遇。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有对自己遭遇的隐喻，也有爰及物类的恻隐之心。

　　这样的咏物诗，汤显祖还写过不少，如《雀儿行(在七级作)》《京鹞》《部中鹤》《锦衣鸟》等。在题为《北河伤雁付旁寺僧》#6的诗里，汤显祖叙述自己看到一只大雁，因为被射伤而失群挣扎，“垂及稍低飞，清波影横箭”。撑船的渔人看到后，顿起贪心，跃跃欲试，想将它抓到手。我们的诗人特别同情大雁的悲惨遭遇，希望它赶快摆脱困境：“愿依大慈力，出箭入霄汉”。《雀儿行》也是一首叙事诗，写诗人与新婚夫人在南归途中，对黄口雏鸟的救助——汤显祖从掏鸟窝的农家孩子手中，救出了两只小鸟，交给新婚妻子，让她编了个精致的鸟笼，悉心喂养，等到羽翼丰满，再放它们骞翮远翥：“羽翼自成飞，但往不复呼。”

　　汤显祖的咏物诗，不像杜甫写得那么多，写得那么好，但是，由这不多的几首，也可以看见他温柔敦厚的心性，看见他真正诗人的态度和情怀。

　　2016年11月7日，北京北新桥

　　◆ ◆ ◆ ◆

　　作者： 李建军，文学批评家

　　编辑：张玲玲 sdz11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