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 | 诗性之书：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之三

来源：作者：刘强时间：2018-02-12

　　编者按：2018年第1期，我们为“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立了专辑，刊登了几位《世说新语》学者的文章，其中就有百家讲坛主讲人物——刘强先生的《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 ——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此文由刘强先生在其新著《世说三昧》“自序”基础上修订而成。

　　鉴于此文的长度和读者的耐心，我们将其分为三部分，分三次在微信上发布，与读者共享。这周推出第三部分：《诗性之书：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之三》。

　　说《世说》是一部“诗性之书”，至少也有两条理由：

　　其一，它的文字是诗性的。《世说》乃中古语言文字的“活化石”，是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的“集散地”，凡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其“简约玄淡，尔雅有韵”(袁褧语)的文字所倾倒、所折服。在后世文人的诗词中，《世说》中的人、事、物、语，都有着惊人的“引用率”。那些美妙的文字，如王子猷的“何可一日无此君”，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司马绍的“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桓温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篇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赏誉》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等等，稍加改动便是绝妙好辞，它们不仅是诗歌的“素材”，它们本身就是诗!鲁迅称道《世说》的语言，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正是把握住了这种在叙事文学中并不多见的诗性特质。难怪，每当人们发现一则文字隽永、意蕴丰厚的掌故妙语，总是会说——“可入《世说》!”

　　其二，它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诗性的，能够唤起读者超越性的生命体悟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的小说，除了《红楼梦》，很少有像《世说》这样涉及人的存在问题并做出超越性和诗性解答的。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犹如一个超凡脱俗的理想国，从园中人经常赋诗联句，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西哲“人，诗意地栖居”这一著名命题，而《世说》中的《雅量》《容止》《任诞》《巧艺》诸篇，实则早已点醒人的自我超越和诗意栖居问题。可以说，《世说》早于《红楼梦》一千多年，率先在“说部”中寻求着“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出路和灵魂皈依。更有甚者，此书通篇体现了某种和谐与包容，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度、大风流，作者的目光是别有赏会的那种：儒与道，礼与玄，庄与谐，雅与俗，智与愚，狂与狷，一言一动，一颦一笑，一象一境，一丘一壑，但凡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以及自我超越性，作者无不报以“了解之同情”，予以真心的欣赏和传神地描绘，这使得无论何时何地的读者，只要开始阅读这本书，总会产生一种“近在咫尺”的亲切感，进而走进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性画卷。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脍炙人口的故事、传神写照的描画、活色生香的文字，正是附着在这样一艘摆脱了空间和重量羁绊的时光之船上，才获得了抵达现在和撞击心灵的巨大能量和撩人魅力!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正在于人的“沉重的肉身”在王子猷“造门不前而反”的那一刻，飞升到了一种自由澄明之境，难怪凌濛初评点说：“读此飘飘欲飞!”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诗而胜似诗，并非哲学而富含哲学气质——这就是《世说》带给人的充满哲思和诗性的审美愉悦。它不断地启发我们思考：人究竟应该怎样超越自我的局限和世俗的藩篱，虽不遗世而自高蹈，虽不煊赫而自高贵，实现真正的“神超形越”?

　　有人把《世说》当作“史料”来看待，甚至用于阶级分析的斗争哲学，这正如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一样，实在是“见木不见林”、弃其“神”而就其“形”的一孔之见。暴殄天物至此，煮鹤焚琴若斯，可发一叹!

　　近读刘再复先生的《红楼梦悟》，发现他在阐释《红楼梦》时，也提到了《世说》：

　　《世说新语》不写帝王功业，只写日常生活，它记录了许多遗闻趣事，呈现了许多人物的音容笑貌，从而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喜剧基石。《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世说新语》的伸延与扩大。中国小说有轻重之分，“重”的源于《史记》，“轻”的源于《世说新语》。《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太“重”，学得走样。《红楼梦》则轻重并举，而且举重若轻，有思想又有天趣，极深刻的思想就在日常的谈笑歌哭中。

　　刘先生以“轻”“重”论文学，可谓别具只眼。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说史的角度出发，把《世说》称作“中国小说的喜剧基石”，是古典小说中“轻”的一脉的源头，真是言人未言，道人未道。事实上，《世说》从头至尾都洋溢着这么一种超越伦理道德、是非功过的“喜剧精神”，可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文学正是从《世说》开始的。诸如《言语》《任诞》《排调》《轻诋》《假谲》等门类充满幽默感自不必说，就连《伤逝》《忿狷》《汰侈》《俭啬》《惑溺》等门类，也随处可见让人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的开心故事。特别是它那短小、轻灵、隽永的形式特点，不是和我们今天喜闻乐见的“段子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世说》不是没有涉及历史道义、国家兴亡和个人悲剧，但它绝不在任何一个悲情对象身上做过多的盘桓与流连，作者不断变换的视线和被剪裁成吉光片羽似的人、事、物、语，使人世间原本沉重乏味的一切，变得短暂、轻快、生动、美丽!作者似乎在说：一切都将过去，肉体终会消灭，永恒的，不过就是那一瞬!一个不可爱的人也会因为那一瞬，变得妩媚可喜!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土生土长的喜剧精神。生活再艰难，世道再黑暗，都无法阻挡我们饱经沧桑和忧患的脸上随时绽放出如花笑颜!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说〉和晋人的美》)乍一看这段议论充满矛盾和悖论，但它所描述的又恰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的“艺术精神”表现在《世说》中，就是一种充满灵性、人性和诗性的“喜剧精神”!而且，越是动荡不安、礼崩乐坏的乱世，越是盛产这种伟大的艺术精神和喜剧精神，因为所有虚伪的道德偶像、清规戒律和“绝对真理”都被颠覆了，打碎了，世界——人的世界和语言的世界——显示出了赤裸裸的荒谬和狰狞，这时候，唯一具有欣赏价值的只有“人与自然”——而且是“自在”、而非“自为”意义上的“人与自然”!

　　所以，我们看到，在魏晋那样一个乱世，“存在”的废墟上竟开出娇艳的生命之花来，对人生悲剧性和荒诞性的发现，使名士群体转而去追求它的喜剧性和艺术性：药与酒、啸与歌、仕与隐、美貌与才情、山水与巧艺、爱情与死亡……无不显示出可观、可赏、可笑与可爱的一面来。学理一点说，正是汉代以来建构起来的儒家“认识论”体系的瓦解，才迫使人们转而去拥抱老庄、去探求那“无中生有”的“本体论”，进而从“礼”走向了“玄”。当我们回眸一望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成绩是伟大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如果没有这种“超越一切而上”的艺术精神和喜剧精神，乱世人生该是多么的无聊和无趣!

　　《世说》肇始的这种“艺术精神”和“喜剧精神”，不仅于我们民族有价值，于东方文明有价值，甚至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一个热爱生命、自由和艺术的人，都会为之倾倒，为之唏嘘，为之流连!日本人大沼枕山就曾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诚哉斯言也!

　　作为一个《世说》爱好者和研究者，我希望更多的现代人能够打开这部丰富多彩的奇书，看看一两千年前，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上的非常之人，以及他们的非常之语、非常之事。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而读过并且深爱《世说》的人，或许可免此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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