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志 | 元好问与金元医学
来源:       作者:胡传志   时间:2020-05-03

 
元好问不是医生,如果仅仅作为普通患者,与医学能有多大关系?能有多少有价值的医学见解?长期以来,笔者与很多人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管见所及,仅有两篇相关短文。大疫之际,每日禁足家中,心系疫情,紧盯屏幕,心绪不宁,往往夜不能寐,忽然想起元好问也曾经历过疫情。那是在天兴元年(壬辰年,1232),金王朝首都汴京被蒙古兵包围,粮食断绝,“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元好问:《李氏脾胃论序》)两个月内死亡人数接近百万,这不是元好问的夸张。一代国医李杲身在围城中,亲眼所见,有着令人惊悚的记载:“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二三;既病而死者,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东垣医集·内外伤辨惑论》卷上)。《金史》卷十七有更官方的表达:“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真可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说疫气》)。经此浩劫,八朝古都的开封元气大伤,元好问身处灾疫中心,目睹亲故纷纷离世,痛何言哉!痛定思痛,一定会进一步思考医药问题。在医学史上,金元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刘完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四大名医,以及河间、易水两大流派,元好问与国医李杲相处六年之久,与跟随张子和习医的麻九畴交往甚密,还与太医卢昶是姻亲,与名医周献臣、赵国器是同乡,加之他一代宗工的名声和地位,以及他自己几次大病经历,这些都为他结交医生、了解医学、思考医学提供了便利和契机。他现存的诗文中有不少涉及金元医学的文献。虽然不是医生,但记录就是态度。疫中回望遗山,对他的那些思考是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古代医生常与巫师并称,地位低下。《后汉书》不为名医张仲景立传;《隋书·经籍志》罗列诸子十四家图书,竟然将“医方”放在最后;韩愈甚至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师说》)之类的话,说明当时很多所谓的“君子”不屑于与医生为伍,不愿意习医从医,尽管君子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凡胎,无一例外都会头疼脑热。到了宋辽金时期,这种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新唐书》依旧不为名医王冰立传。对于医学,元好问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转变。他早年忙于举业和文学创作,对医学缺少兴趣,不关心医学,直到他养父因为毒疮感染突然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于医药“懵然无所知”,连治疗疽病的药方都一无所知,任由庸医治疗。“为人子而不知医”,让他“惭恨入地”(《续夷坚志》卷二《背疽方二》)。这时他意识到,即使不是医生,也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后来他特别重视家藏的医学图书,从忻州南下避乱,辗转多地,都随身携带,“宝惜固护,与身存亡”(《元氏集验方序》),一直带回忻州老家。在几十年的生活中,他利用各种机会检验书中记载的药方,晚年闲居故里时,将验证有效的几十个药方汇编成《元氏集验方》,郑重其事地交给他的子侄辈,要求他们将元氏一族从北宋末年以来积累所得的这些药方传之后世。可惜这些药方未能传世,后世医书所引元好问的药方都出自他的志怪小说《续夷坚志》。对周献臣能够公开自己珍藏的药方,元好问称之为“君子”,大加赞赏:“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周氏卫生方序》)这与“君子不齿于医”的传统相反。元好问认为君子就应该要重视关乎性命的医学,旗帜鲜明地断言:“医药,大事也。”(《周氏卫生方序》)他还将医药比喻成“兵”(军队),军队能保卫国家和人民免遭杀戮,当然使用不当也能伤害他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元好问视医药为“大事”的认识,相当超前,要知道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言外之意,医仍然比各种道要低下一等,元好问的观点有助于提升医学的地位。且不说在医疗条件很不健全的古代,即使在医学非常先进的现代社会,重视医学,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对自己、对家人、对全社会都有裨益。
必须承认,古代医学比较落后,疗效有限,这是人们不太重视医学的原因之一。元好问充分认识到医学的难度。他说:“予以为,医,难事也。”他认为难处在于,一是从古代传下的医学著作十分浩繁,艰深玄奥,“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二是“药之性难穷”,使用不当,用来救死扶伤的良方反而会成了夺人性命的毒药,“人可不惧哉?”(《少林药局记》)所以,医生必须又专又恒,才能有希望治病救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对病理和药理的认知极其有限。不用说传统医学,即便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世界,对很多疾病仍然束手无策,我们岂能无知无畏?人类在疾病面前,必须收起傲慢,心怀戒惧,不轻信谣言和神话。元好问对于神医扁鹊的种种传闻,将信将疑。“扁鹊随俗为变,过咸阳为无辜医,邯郸为带下医,洛阳为耳目痺医”,一会儿是儿科医生,一会儿是妇产科医生,一会儿是五官科医生,元好问没有轻率否定,也没有简单地信从。《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喝了上池水,三十天后就能洞见五脏六腑症结,比CT、B 超还神奇,对此元好问明确判为“虚荒诞幻”。后代一些无知百姓盲目崇拜扁鹊,将他当成神来供奉祷告,甚至将庙前的香灰尘土当成可以包治百药的灵丹妙药,以为“吞之,病良愈”,元好问不禁发出长叹:“呜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扁鹊庙记》)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十足的儿童把戏。无独有偶,范成大出使金国途中,经过汤阴(今河南汤阴县)扁鹊墓,当地百姓也以为“墓上土可疗病”,他写诗嘲讽:“坟土尚堪充药饵,莫嗔医者例多卢。”(《扁鹊墓》)元好问与范成大异代不同时,不约而同地破除民间不懂医学的愚昧之习。时至今日,“药为难事”的认识仍不过时,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工作永远在路上。
医生,仁爱为本。元好问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盛赞李杲《脾胃论》的巨大突破,“祛千载之惑”,“仁人之意,其意博哉!”(《李氏脾胃论序》)他称赞卢昶“既以治己,又以及人”,体现了“仁者之用心”(《卢太医墓志铭》)。仁爱是医生的基本素质。在元好问所交往的医生中,很特别很难得的是周献臣。他年轻时完全是一介书生,跟随其兄长学习举业,准备参加科举,走修齐治平的老路,不巧赶上金末战乱,他便投笔从戎,居然屡立战功,“取千户封,佩金符”。在英勇杀敌的同时,他又钻研医学,凭借其医术,兼当军医,救助受伤生病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成功转型为一位职业医生,悬壶济世。经过日积月累,他有了很多有效的药方,便将之汇编成《周氏卫生方》,请元好问为之作序。元好问说他既有杀伐之勇,又有“兼爱之心”,没有因为见惯了生死而漠视生命:“虽有独扫千军之勇,果非乐于战斗,以人命为轻者。”(《周氏卫生方序》)周献臣从杀人的战士转变为救人的医生,仍然能尊重生命,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之心。
既然医以仁爱为本,那么医治病人就多少具有一些公益性质。元好问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金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益药店——寺庙药局,创始人是青州辨公禅师。元好问记载性英禅师的话,说辨公规定不许药局负责人“出子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少林药局记》),换言之,药局可以适当收费,但不能用来赢利,因为赢利会妨碍治病救人的根本之道。这就规定了寺庙药局的公益性质。少林寺之类的名刹,香火旺盛,往往有一些施主信众的善款,能够有财力在灾疫之年救助灾民,积德行善。在没有建立公立医院的小农社会,一般个体医生或私人医院很难像寺庙那样从事公益事宜,这就出现了如何处理好行善与谋生的矛盾。一般说来,医生以医治病人来维持生计、维持经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医生仅仅将治病救人当成谋生的工具,甚至追逐利益最大化,那就可能违背医者的仁爱之道,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面对无钱治病的穷人,医生是唯利是图、见死不救还是同情弱者出手相救?元好问态度明确,一再赞成医生行善,救助弱者。他赞赏李遹的父亲李拯继承家业从医,在家设置“病寮”,用来接待需要住家治疗的病人,“过客及贫无以为资者来谒医,汤剂糜粥,必躬亲之。病既平,又量为道途之费以给之”(《寄庵先生墓碑》)。李拯对无钱看病的穷人,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食宿,康复后,还资助盘缠,帮助他回家。这种慷慨真是了不起的善举。元好问还称赞张遵古大夫不计贫富,不图回报,“贫家来谒,率欣然为诊治,或资之糜粥之费,不特不责报谢而已”。张遵古不但不嫌弃贫困之人,满怀热忱地为他们免费看病,有时还能资助一些生活费。他说:“不肖于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张遵古墓碣铭》)张遵古勤勉为医,宁死都不以行医为生财之道,在物质缺乏的金元时期,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高尚!即使在今天,他的这一底线也会让那些乐于走穴、收受红包、以病养医的医生以及积极创收的医院汗颜。
元好问所赞赏的不以医为治生之具,是大多数医生难以达到的高境界。但是,在金代除了张遵古等人恪守医道之外,还真有习医的富家子弟不在乎行医所得,不会以医药来敛财。名医李杲出身富裕,“世以赀雄乡里。诸父读书,喜宾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门”,这为他扩大视野、交结名流提供了便利。他得知张元素在燕赵一带很有名声,就不惜千金,从他习医,几年后,登堂入室,“尽传其业”。因为他有雄厚的财产实力作为后盾,宁愿去济源当个税务官,也不当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医生。但他的兴趣仍然在医学,而不在仕途。他能够凭其所好,不为钱财,潜心医学,医术精进,“见证得药,见药识证”,特别是在伤寒、气疽、眼目病等领域造诣精深。他的药方治愈了很多疑难危重病人,元好问形容“一剂之出,愈于托密友而役孝子”(《伤寒会要引》),药方比要好的朋友、孝顺的子女还好使。元好问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罗列了七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病例,来证明李杲医术的高明。笔者近日发现,《东垣试效方》卷三完整收录了一篇元好问治疗脑疽的佚文。该书为李杲的弟子罗天益(谦甫)所编纂,来源可靠。据该文,元好问曾经两次身罹恶疾,都就诊于李杲。第一次是蒙古太宗七年(1235)秋天,元好问从济南回冠氏县,“伤冷太过,气绝欲死”,幸得李杲妙手回春,得以康复。第二次是蒙古定宗三年(1248)九月十八日,元好问在真定,脖子上长了一个毒疮,导致“脑项麻木,肿势外散,热毒焮发”,“痛大作,夜不复得寐”,二十二日先就诊两位“疡医”,医治无效,再求援于李杲,李杲给他解释原理,先艾炙,后开具一方,元好问服用两周后完全康愈。元好问感慨:“至于治效之外,乃能历数体中不言之秘,平生所见,惟明之一人而已。”可见,李杲对元好问有救命之恩,元好问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李杲精湛的医术。李杲晚年物色接班人,面试想要跟随他习医的青年罗天益,只问了一个问题:“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砚坚:《东垣老人传》)他分明将传承医学、救死扶伤摆在谋生赚钱之上。元好问与李杲交情深厚,一定了解和认同他的这种择徒标准。

因为医生原本就是与利益高度关联的职业。一个药方,一副中药,价格究竟多少?往往没有定价。医患之间,患者属于弱势,往往任人宰割。元好问清醒地认识到从业者必须具有清廉的品德。他记载少林寺高僧东林志隆设置少林药局,确定负责人,看中了僧德、僧浃二人,就在于他们“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财”。清廉善良,不贪婪,就会客观务实,就不会故弄玄虚,骗人钱财,害人性命。元好问指出贪者为医的祸害:“贪者为之,干没而不定。治药不必皆良,蛇床而当蘼芜,荠苨而乱人参,昌阳而进豨苓,飞廉而用马蓟。”(《少林药局记》)总有人利欲熏心,以次充好,贩卖假药,谋财害命,这是行医者之大忌。德能优秀的医生是医疗行当的主力,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特别在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难时,或者发生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人力物力的支持。元好问能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积极投身于赈灾抗疫中的官员,他总是能记录下来,不吝赞美之辞。皇统年间,金王朝大力兴建燕京城,由于“郡众聚居”,导致发生疫情。元好问表彰督建施工的贾洵“出己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兴定三年(1219),金王朝为了加强京城防卫,大兴土木,动用几万士兵与平民修建汴京子城,贫穷、劳累、高温、人员聚集等因素导致夏秋之间发生疫情,许多人生病,礼部尚书杨云翼掌管医药饮食部门事宜,“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去世后,元好问作诗哀悼,表彰他的济世救民之功:“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真定府学教授常用晦与张子和、麻九畴等人交往密切,也懂得一些医学,便协助张子和、麻九畴,“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金末山西宁化(今宁武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频年荒歉,时疫流行”,家境殷实、乐于周急的郭琩“躬自调护,多获全济”(《广威将军郭君墓表》)。没有财力直接救助百姓的麻九畴,追随张子和学医,“得其不传之妙”(《中州集》卷六《麻征君九畴》)。他协助张子和撰写《儒门事亲》一书,撰写了少量篇目,对其文字予以润色加工,大大提高了《儒门事亲》的质量。元人称“非宛丘(指张)之术,不足以称征君(指麻)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二绝”(颐斋:《儒门事亲引》)。
在古代,医疗长期属于方技范畴,矮人一等,能否提高到“道”的层面、发掘其“道”的内涵?元好问有这方面的记载和努力。他称赞太医卢昶“方伎之外,复达治心养性之妙”。从元好问征引的卢氏语录来看,卢昶强调两点治心养性之术:一是顺应自然,“人生天地中,一动一息,皆合阴阳自然之数,即非漠然无关涉者”,自然界的一切都与自己相关,人类不应该破坏自然,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二是因果报应思想,“所为善恶,宜有神明照察之”,“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卢太医墓志铭》)。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虽然是唯心之论,但能体现出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能给善良的人们以心理安慰。与卢昶相似,礼部尚书杨云翼也由治病引发出治心之论。兴定、元光年间,他得了痛风病,好转之后,金宣宗问他治疗方法,他回答说:“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至于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远近万民,莫不一于正矣。”(《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杨云翼由治病引申到治心治国,说出一些正心、正朝廷、正百官的大道理,堪称“医谏”。元好问本人亦有类似之论。在《赠眼医武济川》诗中,他由眼疾联想到心病:“世眼纷纷眯是非,不应刮膜在金鎞。知君圣处工夫到,且道心盲作么医?”过去眼医用金鎞来刮眼膜,据说能使病眼明亮。元好问反问:不分是非的世眼如何治疗?眼盲有金鎞可治,心盲有何方可医?由生理疾病转到精神疾病。元好问有时还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病症,《扁鹊庙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扁鹊,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结筋,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而易形矣。至于世之阴忌贼诈、贪饕攫拾、心魂斫丧、若醉若狂、懑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为群,日相过乎前,为扁鹊者独不能随俗为变,炼精而易形,使之为平直、安舒、廉让、洁清之人乎?
据《史记·扁鹊传》,“解肌裂皮”云云是中庶子形容上古神医俞跗之语。无论是扁鹊还是俞跗,纵然有神鬼手段,可能收拾世道人心?可能将那些阴险狡诈、贪婪腐败、颠狂邪恶之徒改造成善良正直、廉洁奉公、舒坦磊落之人?元好问明知没有哪一位神医能做到,但仍然提出来,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注。说到底,社会症结关乎每个个体的身心健康,譬如贪官执政,鱼肉百姓,会加剧贫穷,贫穷会导致疾病,倘若贪官再克扣赈灾物资,会加重疫情的流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名医张子和早有发现:“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他总结出疟疾发生率与社会治乱相关的规律,并做出精彩而深刻的阐释:“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疟气应于后;或疟气行于先,而酷政应于后。”(《儒门事亲》卷一《疟非脾寒及鬼神辨四》)疟疾如此,其他疾病大体相同。天灾与人祸往往相伴而生,互相激化;本质上天灾难控,人祸能防。所以,名医惠及的只是有限的患者,而仁君及其各级官吏能够造福普罗大众。君主以及各级政府、官吏担负着社会清明、百姓健康的重任。医学进入20 世纪之后,飞速发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越来越现代化,元好问所说的“阴忌贼诈”等社会顽症是否得到圆满的解决?某种程度上,社会问题治理比疾病救治更为重要,更加道阻且长!
放眼金代文人,除了职业医生以及习医的文人麻九畴之外,元好问比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更加关注医学,与医生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为名医李杲两部著作写序,为周献臣的药方集写序,为太医卢昶撰写墓志铭,为公益性质的少林寺药店写记,为同乡赵国器所建造的三皇庙撰文,为普通乡豪张乙修缮的扁鹊庙撰文,赠诗给眼医武济川,等等,既保存了相关文献,为后人研究金元医学提供了便利,又是对他们的肯定和支持,更是对金元医药事业的宣传。在这些文献中含有元好问本人的诸多思考。尽管他的这些思考谈不上完整系统,但仍然能看出他尊重医生、重视医学、注重医德、关心社会因素等医学思想,特别是“不以医为治生之具”的观念,由疾病究及世道人心的指向,不仅在当时具有引领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元好问不可能跳出传统医学的时代背景,他的医学认识不可能没有局限。譬如在他所记载的“神人方”中出现童子尿浸泡药材的“阿魏散”:“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药,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为三服以进。”(《续夷坚志》卷二)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须为遗山讳,也不必用轻薄地嘲笑他愚昧无知,要知道童子尿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是中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不是还有童子尿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吗?不是还有人津津有味地品尝百种病毒的宿主蝙蝠吗?喝蝙蝠汤比起喝童子尿来,即使不是更加愚昧,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作 者:胡传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著有《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来 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5期;注释略,需要参考,请查看期刊。其他媒体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信息,不得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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