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政治流亡者形象
文/傅道彬
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代的动荡局面时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充满杀戮的政治斗争里，宗法血缘关系无法战胜政治利益的诱惑，在利益冲突面前,血缘温情的面纱被轻易地撕破，所谓兄弟、所谓宗亲，甚至是父子、母子等最紧密的人伦关系，在政治斗争中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宫廷权力争斗不仅制造了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政治悲剧，也制造出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政治流亡者。
《左传》记载了一百余次的宫廷争斗，胜利者固然踏着血与火攫取了权力，而一批天潢贵胄、世族子弟却倒在政治冲突的血泊中，也有一批世族子弟仓皇逃命踏上流亡他乡的道路，中国叙事文学由此出现了一批性格鲜明的政治流亡者形象。
流亡者是一群特殊的政治群体
在《左传》记述的流亡者名单里，有王子带、王子朝等因为发动动乱而逃亡的王子，有陈太子完、齐公子小白、晋公子重耳等仓促逃难的公子，有郑昭公、郑厉公、鲁昭公、卫庄公、卫出公、鲁哀公等失去邦国的诸侯，更有郤缺、士会、栾盈、伍子胥、白公胜等贵族士大夫，甚至于威风赫赫的周天子中的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周敬王都有短暂的亡命他乡经历。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为躲避戎狄侵袭而仓皇东迁，整个东周政权本质上是由流亡者仓促组成的。这些流亡者几乎都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高贵的血缘出身，这恰恰说明一个人越是地位非凡，越是出身高贵，就越容易被人觊觎，就越容易陷入危险境地。
《左传》记载的重大流亡事件，几乎都发生在有着深厚血缘联系的宗族成员之间。齐襄公立，公子小白与公子纠或奔莒或奔鲁。晋国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尽身亡，公子重耳、夷吾等各自逃散，亡命天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陷入以太子忽与公子突为主的君位之争，诸公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前后二十余年，他们之间却是兄弟关系。更有甚者，卫庄公与卫出公之争，出公执政，庄公流亡，庄公复归，出公奔走，而庄公与出公竟然是父子关系。流亡者有着一般的士大夫所不曾有的经历，忽而政治巅峰，忽而苦难深渊，人生的起伏之间更容易让他们体味政治与社会的本质。
流亡者是崭新的文学形象
血腥与动荡间的非凡经历，让流亡者与众不同，产生了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士大夫迥然有别的思想锋芒和精神性格。流亡当然是苦难，但《左传》并不简单描写流亡者的不幸，而是通过流亡写出公子贵族的成长、成熟，这使得中国文学史有了一批在苦难中进取的贵族形象。春秋时期最著名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都有长时间的流亡历史，齐桓、晋文之所以在春秋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和他们流亡中丰富而坎坷的人生历练密不可分。《左传》对齐桓公三年流亡经历虽然只是轻轻带过，却也为齐桓公后来的政治作为做了铺垫。而对晋公子重耳的十九年流亡历史则浓墨重彩地描写出来，勾勒了晋文公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到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成长历程。晋公子重耳流亡之初，他在狄盘桓十二年，沉醉于与季隗的爱恋之中。到齐国则安于舒适的生活，不肯离开，还是深明大义的齐姜与子犯“醉而遣之”。一路的波折坎坷渐渐让重耳成熟起来，回国之后迅速让晋国安定下来，城濮之战，一战而霸；践土之盟，威风天下，决定了整个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重耳成为政治流亡者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春秋时期群星闪耀，英雄辈出，而政治流亡者的陈公子完知礼好古、文质彬彬，晋士会的智慧从容、大略雄才，鲁昭公的任性固执、诚恳仁慈，以及伍子胥的刚直不阿、急切狂狷等，活跃在充满新人文精神的历史舞台上，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形象。
流亡者的故事是富于传奇特征的
尚奇是《左传》的叙事特点，流亡者的故事则因为贵族的奔走他邦而具有曲折传奇的魅力。公子小白逃亡路上射带中钩，公子重耳亡命时被斩断衣袖，这样的细节都引人入胜，惊心动魄。晋大夫栾盈遭范宣子驱逐而亡命楚国，而两年后他竟然藏身在齐人的车子里，乘夜色返回晋国曲沃。联合胥午，拜见曲沃宗亲，向范氏发起进攻。整个故事跌宕起伏，曲折宛转而扣人心弦。栾盈虽然历尽波折，最后功败垂成，但栾盈的传奇故事却生动传神，令人久久难忘。卫太子蒯聩因过宋野遭到嘲笑戏弄，与戏阳合谋杀掉南子。朝廷上蒯聩屡屡示意，而戏阳则心神不定，佯装不知。蒯聩阴谋被南子识破，南子在朝廷上大惊失色，大叫“戏阳速祸予”。故事千钧一发，动魄惊心。伍子胥因父兄被杀而逃往吴国，而他的复仇之路处处充满艰难，充满传奇色彩。在父兄遇难之际，他从容果断，逃离故乡，为复仇埋下伏笔。而到吴国之后，他看出太子光的真实用意，隐忍下来，等待复仇时机。吴王阖庐登基之后，伍子胥终于迎来报复楚国的机会，攻陷郢都，几乎灭亡楚国。《左传》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奋死抗争的悲剧英雄形象。
流亡者的命运是充满悲剧精神的
春秋的政治流亡者固然有齐桓公、晋文公等这样历经苦难重返故国威震天下的霸主形象，但对于绝大多数流亡者而言，往往是终不得返回故国的悲剧下场。许多流亡者的流亡本身就源于悲剧，齐桓公流亡源于襄公政治的反复无常，晋文公、晋惠公的流亡源于晋献公受骊姬的蛊惑而对诸公子公然地追杀，虽然后来他们都以重返故国的正剧收场，但是他们的命运却都始于动荡始于悲剧。
栾盈的流亡竟然源于母亲栾祁的陷害，栾祁私通家臣州宾，几乎使家室灭亡，引起栾盈的忧虑。栾祁恶人先告状，诬陷栾盈有谋反之心，竟遭到范氏一族的驱逐。两年后栾盈夜色中卷土重来，宗族人谈起栾盈依然唏嘘饮泣，足见栾盈遭人陷害而令族人深切同情。栾盈反攻不成，栾盈及其家族最后惨遭杀戮，是流亡者悲剧命运的典型写照。伍子胥家族遭费无极谗言，致使父亲伍奢、兄长伍尚接连被杀，伍子胥流亡吴国，遂以灭楚复仇为己任。虽然在他的策动下，吴国攻入郢都，子胥一家沉冤得报，但他最后在吴国却又遭太宰嚭等人的猜忌，眼睁睁看着越国崛起而无可奈何，最终自尽身亡。伍子胥身上确实有刚正坚毅决不屈服的英雄气魄，但他的一生还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组成，他的命运是以悲剧开始，也以悲剧结尾。
鲁昭公是流亡君主的代表人物。尽管他身上有作为政治家的稚嫩和不成熟，但是在面对三桓对鲁国公室的欺凌，他还是奋起反击，只是他少了一点幸运，在最后的时刻让三桓反败为胜，开始了流亡生活，终致客死他乡。《左传》对昭公的命运是同情的，因此最后描写了鲁昭公三十一年的冬季，昭公重病弥留，临死前还将自己随身的简单物品一一送给随臣，这使得整个故事笼罩在一种悲凉的气氛里。
流亡者的理性与思想
《左传》对流亡者常常流露出一丝同情，即使在流亡路上，许多流亡者依然保持了一个君子应有的风雅与尊严。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敬仲）逃亡至齐国，得到齐桓公赏识，齐桓公准备让他担任卿相职务。而流亡者的陈敬仲却婉言拒绝，其谓：
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陈敬仲保持了清醒的政治理性，逃亡中有了可以栖息的地方已经十分满足，因此他不祈求可能引起纷争和猜忌的高位，他对《诗经》的熟练引用，让他的论证有了经典的基础和书卷的芬芳。齐桓公宴请敬仲，酒酣耳热之际，桓公忘情地提出“以火继之”，这对于一般人而言求之不得，而这里陈敬仲依旧显示出冷静与克制，婉言拒绝。这使得《左传》以“君子曰”的方式出场，称赞其“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陈敬仲站到了以仁义为主的礼乐文化的制高点上，为陈氏代齐做了道德铺垫。晋国郤缺因为父亲郤芮反对晋文公返国而被流放，晋文公大夫胥臣出使路经冀野，见到了郤芮夫妻在田野上除草，妻子送饭到田野，夫妻间温馨亲切相敬如宾，这幅画面令胥臣深受感动，他将郤芮带回国内，向晋文公进言道：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即使被流放也不改礼义风雅，即使在田野中也依然从容有度，彬彬有礼，绝不粗鄙，这是一种深入心灵深处的礼义文明和道德情操。
孔子也是流亡的思想家。孔氏家族本来是流亡家族，公元前710 年宋华督父进攻孔氏家族并弑宋殇公，孔子祖先亡命鲁国，孔子至死都不忘记自己流亡者后裔的身份。孔子自身也经历了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长达十三年的流浪生涯。从五十四岁到六十七岁，正是孔子思想最成熟的时候，可以肯定流亡经历对孔子思想的催生作用。
春秋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常常在政治流亡者中产生，恰恰说明了忧患与文化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有学者谓屈原是流亡文学的开创者，其实在屈原之前，《左传》已经描写了一大批社会动荡中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以理性的精神、思想的光芒、悲壮的情怀、传奇的故事，展现了春秋一代士人的人格风采。
作 者： 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出版有《诗可以观》《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诗外诗论笺》《晚唐钟声》《歌者的乐园》《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等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