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21 世纪过去已近二十年。客观地说，十年即可以造就一个文学时代，那么21世纪诗歌的具体境况如何呢？它是否已经从20 世纪诗歌那里彻底剥离，形成了独立的个性品质？它究竟是改变了新诗边缘化的现实，还是加速了诗坛的内在沉寂？如果再进一步出发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面对这一系列拷问，批评者们的任何逃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都是对诗歌不负责任的表现。

说到21世纪诗歌，评论界的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但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淡出中心和正宗的位置，被边缘化到近乎“死亡”的程度，它在生活中充其量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其证据确凿：1997 年7 月30 日《光明日报》载文，称记者调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厦门五大城市里，“只有3.7%的市民说诗歌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作品”，诗歌已“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而到了市场化程度日深的21 世纪，2001 年8 月9 日《光明日报》又载文，称江苏一位中学教师课前提问，让喜欢诗的同学举手，结果只有两个女同学，记者在北京街头对中学生随机采访，在被调查的五人中，特别喜欢诗歌的没有，根本不感兴趣的就有两个人。可见，诗歌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它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即便作品数量再多也只能算是无效的写作。

另一种意见断定新世纪诗歌进入了空前“复兴”期，已经获得了“新生”的可能，理由也很充分：如今诗歌写作队伍不断壮大，远不止“四世同堂”，每年五万首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诗歌创作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朗诵会、研讨会、诗会和诸种奖项的评选频繁举行；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诗歌努力向大众文化开放，以泛诗和准诗的碎片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多点渗透，令人感到时时刻刻都“诗意盎然”；特别是网络与诗歌的联姻、民间刊物同自印诗集相遇，更令诗坛热火朝天，活跃异常。一切迹象表明，如今的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

我以为，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都不无道理，也都看到了诗坛的一部分“真相”所在，但同时也遮蔽了另外一部分“真相”，两种观点的极端对立实则说明诗坛“乱象”丛生，实质复杂。一方面，“死亡”论者的结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希望因子在潜滋暗长：20 世纪90 年代的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了诗歌的土壤，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西川、臧棣、伊沙、张执浩、胡弦、朵渔等将诗歌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存在型诗人的风骨被凸显出来；人间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作者创作的《汉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上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六百万人次的点击率，而后《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孩子，别怕》等也都被传诵一时，这表明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中国，仍在呼唤着好诗。另一方面，一些“新生”论者则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态度过分乐观。他们没有更多地考虑新世纪诗歌之“热”多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而和社会关注的“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网络解构话语霸权，使人人都可“抒情”的同时，有时也狂欢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那个据传网名叫“猎户”者所发明的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一月不足就写了二十五万首诗，休说惊人的速度，仅是抽离了责任、情感和精神的炮制品能否再称之为诗就值得怀疑；而诗坛内部“事件”多于“文本”、“事件”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特别是最具说服力的文本羸弱的现实，更无法不让人忧心忡忡。或者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于喜忧参半的立体化，既不像“死亡”论者想象得那么悲观，也不如“新生”论者宣传得那么繁荣，它正处于一种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娱乐化和道义化均有，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粗鄙化和典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乱象”中，诗歌沿着自身的逻辑路线在蜿蜒前行着。

21 世纪诗歌为从“低谷”中突围，重构新诗在文坛和读者心中的形象，进行过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如借助网络与民刊的优长，实现书写方式与传播方式的革命，通过“及物”强化诗歌的烟火气和“行动”化力量，影响日常生活等。而最主要的“亮点”大致聚焦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了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位置，认识到诗歌虽然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也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任何时候都应该有所承担，所以在经历SARS、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共和国60 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后，普遍能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那些过于贴近时代的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中吸取教训，参悟承担的含义，并积极在日常生存处境和经验支撑的“彼在”世界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随意翻看一本诗刊，这类从作者的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出发的文本俯拾即是。如叶延滨的《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就在他人看来是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感资源，建构自己的情感空间：“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了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再如出身底层的郑小琼在《表达》中写道：“多少铁片制品是留下多少指纹/多少时光在沙沙地消失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诗歌介入了时代的良心，显示出诗人对人类的遭遇关怀和命运担当，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了“非个人化”的声音。这就是女工青春的现实，寂寞与忙碌是生活的二重奏，爱情和青春只能在机器的流水线上被吞噬和埋葬。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并置，赋予了诗歌一种无限的情绪张力，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可以看出，大量作品都不再只在“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

可喜的是，由于诗人们非凡直觉力的介入，保证了多数文本能够不时突破事物的表面和直接意义，超越片断的感悟、灵性和聪明，直接抵达事物的根本，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像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好像是从生活的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和富于场态张力的描述，见出了农人的艰辛和苦楚，但它以稻子、女人、我和命运等几者关系的建立，已经触摸到了乡土悲凉命运的本质内核，敛静、节制而低抑的语词背后是那种无法言说清楚的精神疼痛，入笔虽小，旨趣却远。再如靳晓静的《尊重》展示了自己十二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可是更是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中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所以“从那以后，我有多少次/被生活弄伤/从未觉得自己清白无辜”，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辉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 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了存在的遮蔽，介入了时代、现实的真相和良知，在提高诗歌处理现实和历史的能力的同时，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

二是应和题旨和情感的呼唤，诗人们自觉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在艺术表达水准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诗人走着意象、象征抒情的传统路子，似乎与20 世纪90 年代诗歌一脉相承，但在技巧的运用上愈加娴熟，有时已经到了习焉不察的境地，风格的辨识度趋高。如王小妮的组诗《十枝水莲》中的《谁像傻子一样唱歌》，在“物”的凝视里竟有一种物化的冲动，当窗外“有人在呼喊”，“风急于圈定一块私家飞地/它忍不住胡言乱语”，“一座城市有数不尽的人在唱”时，那终于开花的水莲却十分安静，“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花和人已融为一体、彼此可以互换，水莲那种不事张扬的内敛、简单、安静，不正是诗人的象喻吗？再如江南雨的《一只羊在夜晚通过草原》也在意象和象征关系的建构中彰显出想象力的出色：“在这样的夜晚，我看到星星牵着羊群/寻找草场、水源和天敌/一只饥渴的头羊在前边探路/牧人疲惫的鞭子被风吹上树梢/伸手就能挽住月光……一只羊离开了故乡，它要去何方/在一场风暴到来之前/我看到它绝望的眼睛里/蓄满了草原的苍茫和泪水”。它应了韦勒克、沃伦所说的任何作品都是作家“虚构的产物”理论，看上去，它不可谓没有真的存在方式和功能，但却不一定是实有的具象。底层视域中呈现的是“夜晚”离群的“羊”，面临即将到来的“风暴”充满“绝望”，对这场“夜幕”下的阴谋，“星星”并未阻拦。而抒情主体“我”及其想象的投注，却使诗的结构变成了高层建筑，在底层视域之上有了象征光影的浮动，随之“夜晚”“羊”“风暴”“星星”等每一个意象符号，也都既是自身，又不乏自身以外的形而上内涵，虚实相生，十分含蓄。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诗写了离群的孤独之“羊”在夜晚面对草原瞬间的恐惧和绝望，也可以把诗理解为对处于精神困境之中的“人”的观照，还可以做出别的解释，只要合理，随便由你。

还有不少诗人意识到诗歌文类文体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此在”经验的占有，比处理复杂事体的能力，它同小说、戏剧甚至散文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想持续发展唯有借鉴其他文体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于是诗人们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如荣荣的《和一个懒人隔空对火》：“仅仅出于想象 相隔一千公里/他摸出烟 她举起火机/夜晚同样空旷 她这边海风正疾/像是没能憋住 一朵火窜出来/一朵一心想要献身的火/那颗烟要内敛些/并不急于将烟雾与灰烬分开/那颗烟耐心地与懒人同持一个仰姿/看上去是一朵火在找一缕烟/看上去是一朵火在冒险夜奔/它就要挣脱一双手的遮挡/海风正疾 一朵孤单的火危在旦夕/小心！她赶紧敛神屏息/一朵火重回火机 他也消遁无形”。是因为海风的吹刮，还是因为手的遮挡？两个本该甚至已经擦出火花的灵魂，却在碰触的一瞬间偃旗息鼓、各自退却，看似不合逻辑的结局却暗合了现代人之间似远实近、似近却远的心理距离。该诗的魅力在于以意象言情，同时融入了其他文体技巧，如果说“烟”与“火”意象指代着男女双方，那么“海风”与“一双手”则暗喻着破坏和阻碍的力量因素，而四种意象的关系及其曲折过程、“隔空对火”细节的建立，又赋予诗某种戏剧性的效果。再如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题目本身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幽默俏皮：“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我抱着一棵大白菜回家……”诗歌类乎独幕剧，有一定的叙事长度，但流贯诗间的对于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高级轿车、“穿裘皮大衣和高筒靴的女郎”对比，强化了诗人返璞归真的内心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与对抗。随着诗歌文体向其他文体的自觉扩容，在20 世纪90 年代“叙事诗学”基础之上的文体互渗已成为21 世纪诗歌创作中的常态，很多诗人借助动作、对话、细节、场景等叙事文学的要素，使文本的有限空间获得了丰厚的包孕。

至于返璞归真的朴素文本姿态强化，在21 世纪的诗歌中更为普遍，它们虽然语言上不完全排除纯粹、艰深的探索，有时还在和语言的搏斗中起死回生，但大多数诗歌都远离晦涩朦胧，不再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而是以自然、清朗的姿态甚至是亲切说话的方式呈现出来。南云《老家》：“老家 老了/老得像奶奶没牙的嘴/絮絮叨叨而又说话辛苦/老得像村口干涸的小河……父母走后/老家咋会老得这么快呢”。不能再朴素的语汇，不能再熟识的意象，不能再随意的调子，可是诗却把老家的“老”态形象地推送到了读者面前，让你无法不动容。江非的《时间简史》则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由少年变成了儿童/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上的河埠村出生/他父亲就活了过来/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诗似乎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可它经诗人“点化”后却有了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了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了乡土文化命运的悲凉实质，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长久以来，诗歌的语言和美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殊不知朴素的姿态可能更具情感的冲击力，简净快捷，直指人心。我觉得，在这种人人都拼命把自己的诗写得更像诗的氛围中，如果诗人都能亲切地说话，诗歌与诗坛就有福了，它至少会在某一方面打开诗歌生长的可能性。

三是使20 世纪90 年代倡导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暗合了诗的自由本质。诗人们很清楚21 世纪诗歌整体个性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趋同的过程，诗歌创作个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精神作业特质，使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精神存在，都有自己进入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各臻其态。或者说21 世纪诗歌的个性，就是通过诗人、诗群、诗坛在诗学风格、创作主体、生长媒体与地域色彩的各种风貌连接中体现出来的，它是多元的敞开与对话，更是纷繁因子的运动与聚合。尤其是呈现出一片个人化精神高扬的文学奇观，每个人都烙印着自己的个性痕迹。如蓝蓝近年更多地朝向现实，煤矿矿工、酒厂女工、城市农民工等，都成为她执着于当下的见证，在描绘苦难与强调悲悯的背后，是她在语言和想象之外的一份现实承担，《我的笔》中一支笔的力量，似乎能穿透现实的迷雾，直抵生活的核心。翟永明的《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在雏妓不幸际遇的客观叙述中，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它是一个女性诗人对事件做出的直接反应，但又有强烈的去性别化倾向，或者说它是对一个族类的女人命运的思考，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深沉拷问，对诗人的无奈忧郁和诗歌无力的感喟。老井的《地心的戍卒》拒绝把人当作挖煤工具的书写，以特有的涵容性呈现了煤炭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命过程，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抒情空间，具有原生态的冲击力，举重若轻，时有幽默的光芒闪烁，而且告别了以往扁平的写作模式，提供了煤炭诗摆脱逼仄狭小的可能。小西的抒情视野看似不够开阔，但挖掘得幽深别致，切口常常出人意料，《黎晓朵和她的父亲》在用词、调式、语法方面都别致新鲜。冯晏愈发知性，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杨勇的诗构思和意象精巧……这种自在生长的状态，在当下同质化倾向严重的诗歌时代里，保证了主体人格与艺术的独立，也构成了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如此肯定21 世纪诗歌的“亮点”，并非是对它的完全认可。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还说不上十分得当，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生长的可能，21 世纪诗歌没有在短期内进入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存在的负面价值和诸多“盲区”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看似热闹而有生气，甚至在地震事件中还有一线“辉煌”的霞光闪过，但所谓的“升温”与创作本身的质的飞跃构不成必然关联，实际上它的命运远未彻底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一般说来，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按着这个标准去检视，人们将会痛苦地发现：21 世纪的诗坛，尽管派别林立，主义如云，新星迭涌，众声喧哗；但诗与读者日渐滑向双向的疏离状态却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并且在拳头诗人的输送上还远远逊色于20世纪80 年代、90 年代。我曾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是看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20 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 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70年代那样，于坚、韩东之于八九十年代，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80 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王家新、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90 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西渡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家喻户晓的，堪与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除了朵渔等少得可怜的个体诗人之外，也几乎没怎么显影。而“群星”闪烁的背后没有“太阳”，多元并举的同义语是缺少规范，领袖级诗人和经典诗作的匮乏，正从另外一个侧面反证着21 世纪新诗“繁而不荣”的暗淡现实。虽然说2008 年诗歌出现了“井喷”，急遽升温，给人造成一种复活的感觉；可惜它并非缘于创作品位的提升，而是借助、倚重地震这个重大事件的外在力量才“有所作为”。这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大灾兴诗”现象本身就不正常，倘若有人把诗歌的希望寄托在历史、国家、民族的“灾难”之上，那就更不道德；并且翻检那个时段的诗歌，尽管不乏《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那样撼人心魄的佳构，但多数作品艺术性普遍看低，甚至还留下了《江城子》一类矫揉造作、错位抒情的不和谐之音。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一旦地震过后，社会生活又按部就班地运转，诗歌书写就恢复到原来繁而不荣的“常态”。21 世纪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像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低诗歌、下半身写作、中间代等诗歌群落，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它们的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

拳头诗人和经典诗作匮乏，固然来自于大众文化、学历教育和经济大潮冲击等多种因素的消极辐射，但更反证出21 世纪存在着更大的隐患，即文本自身问题严重。21 世纪诗歌好像患上了玄怪的命名综合症，“70 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 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绵不断，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显现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极其不利于经典的积淀和产生。诗人们或则因为艺术素质与心智的不成熟，过度张扬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崇尚私密化写作，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有关反腐败、SARS、洪灾、地震、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焦灼疲惫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如下半身的贴肉写作，“垃圾派”与生理需要无异的精神排泄，和下面这类数不清的无难度日常生活呈现，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或则标举技术性写作，走形式极端，以纯粹的技术主义操作替代诗歌本身，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有些诗作抛开那老旧拙劣的比喻和飘忽的意识自由联想，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形式漂移，使诗人的精神显象过程缺少理性控制，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

21 世纪诗歌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亟待驱走的“拦路虎”，如艺术的泛化问题。保守估计，新世纪里至少半数以上的诗人在沿袭传统的老路，纷纷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歌中习见的自然意象，疏于对人类的整体关怀，满足于构筑充满风花雪月和绵软格调的抒情诗；而有些功成名就的“老”诗人，越来越趋向于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也很美，却没有生机，精神思索的创造性微弱，属于思想的“原地踏步”，它和前一种因素遇合，注定了21 世纪诗歌陷入现代性淡薄的困境，缺乏撼人的大气和力量。再有传播方式上潜伏着危机。不论是民刊还是网络，的确“藏龙卧虎”，但也“藏污纳垢”，用于坚的话说，它“最高尚纯洁”“最深刻有效”，也“最恶毒下流”“最浅薄无聊”，“阴阳两极被全面释放”。民刊使那些不为主流刊物认可的好诗浮出地面，但也“拔出萝卜带出泥”，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一些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招摇过市。网络写作固然便捷，它增加了诗坛的平等氛围；但是“网络诗歌”的自由、低门槛与消费时代的急功近利遇合，也把它变成了“鱼龙混杂”的所在，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拼盘铺天盖地，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充斥各个网站，游戏、狂欢的自动化倾向明显。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更使网络伦理下移，不时被某些人当作释放人性“恶”的平台。另外，有所抬头的事件化倾向也需要格外警惕。

可见，21 世纪的诗歌没有“死亡”，但也没有获得“新生”。客观地说，它虽与真正的繁荣期尚有一段距离，但路向准确，成效已获初显；它开拓的独立审美与思想境域，不能说它把诗坛带入了生态最佳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说把诗坛引向了最差的狂躁时期；它存在一些必须消除的偏失，但也提供了一些艺术趣尚和情感新质；它尽管依然“问题”纠结，但也孕育着走向成熟的可能。

作 者：罗振亚，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9期“本期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