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 “过客”的境遇及省思：重读《求乞者》

来源：2014年第4期作者：朱崇科时间：2019-09-07

1924年9月24日，对于鲁迅来说，可谓是硕果累累、工作效率很高的一天：他先完成了著名的《影的告别》，而后就是《求乞者》，似乎意犹未尽甚至当夜又给当时的青年李秉中（1902—1940）回复了一封长信。表面上看，这三者之间似乎关联不大，但实际上总有一种细腻敏感的情愫贯穿其间，包括可以解释何以鲁迅对不太熟悉的青年李秉中如此袒露心迹，一抒胸中块垒。除了著名的“鬼气和毒气”说法以外，鲁迅也提及“我不太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这种观点对于理解《求乞者》当然不无裨益。

考察相关研究，有关“求乞者”的理解似乎分歧不太大，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种，现实说。如有论者把其中漫天灰土的北京解释为旧中国的破败隐喻：“剥落的高墙、倒败的泥墙，四面都是灰土……这些形象语言，简单朴实地描绘了，也可以说隐喻了旧中国的形象”。或者是把《求乞者》和当时的“杨树达事件”结合起来解读，认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与《求乞者》这两篇文章恰恰说明了这点。而二者之间在题材和心理基础上的相通，让人感受到作家在写作《求乞者》的时候必定在内心深处存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感受，因而他称那种对于青年无谓的误解和无端的指责为‘酸酒’，要‘自己来饮’”。甚至也有论者结合“兄弟失和”批评周作人夫妇的虚伪性，乃至更多现实事件（如批评“正人君子”等）进行解读。

第二种，爱情说。认为这是鲁迅对自己与许广平爱情关系的诗意表达，鲁迅因此主张要平等相爱，不能乞求别人的施舍：“《求乞者》表达的是情感的求乞与施舍是无助的。对情感的求乞鲁迅不布施并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同样，他认为自己如果去求乞情感或爱情也同样得不到布施，对方也会像自己一样给予烦腻，疑心，憎恶。这就是当时鲁迅在朱安与许广平两个女人之间尴尬的情感波动的象征的诗意化的表达。”

第三种，反串说。相当有意思的是，也有论者将文本中“我”的拒绝施舍角色视为鲁迅的一种反串，并借此批判其可鄙性，这样就剥离了鲁迅和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罪名的关系，“作者串演这样一个角色，表面上处处表现他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其实处处以夸张的笔墨，凸显他冷酷无情、骄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一面，把他漫画化，使其成为一个可憎可鄙的人物。这是作者讽刺艺术的一大特色”。然后“作者的反串到此为止，随后是角色的转换，反过来扮演了孩子一样的求乞者，以一个叛逆者、战斗者的姿态现身了”。

上述诸种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我看来，同样亦有可继续挖掘的空间。在《影的告别》与《求乞者》之间固然有一种彷徨意绪的勾连性与共通性，但同样其中亦有行走的主题连缀，如《影的告别》中，“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求乞者》中则一再出现“走路”意象（七次）。将视野拓展开去，如果说《死后》是过客主题的后续，除了剑指国民劣根性，其中的方向之一是探索死后“坟”的归宿的荒诞性与无地可逃；那么，《求乞者》则是过客的前身，缕述过客走路过程中的独特境遇和省思。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一、如何反思“求乞”：从他者到自我？二、宿命与选择，《求乞者》中呈现出怎样的生存境遇？又体现出过客怎样的主体选择？

反思“求乞”：从他者到自我

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身份更多是一个过客，是个走路者。他是在一种枯干瑟缩、漫天灰土的环境中前进，而此时他遭遇了求乞者。简单而言，这里的求乞者一类是孩子们的求乞——他者求乞；而另一类则是有强烈的主体介入的“我”的求乞。

（一）他者“求乞”

鲁迅这样书写两个（类）求乞的孩子，“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而“我”的回应则是：“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我”也说明了厌恶的理由和对象（如做作的“声调，态度”“手势”等）。简单而言，鲁迅对他者求乞的批判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

1.批判“奴隶道德”。

从抽象的层面来看，求乞是一种相对丧失尊严且屈辱感很强的实践，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奴”结构的底层有意无意的实践。相当可怖的是，它完全可以从身、心两个层面规训、操控和奴化被统治者，使他们成为统治结构中自甘堕落并且劣根性重重的牺牲品，甚至也是无意识的帮凶。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批判的是这种奴隶道德，“《求乞者》主题的伦理意义是批判‘上等人’手中的绳索——‘奴隶道德’，批判对‘上等人’的精神依赖，作为‘下等人’、受压迫者自觉挣脱千百年来人身依附的前提”。

更进一步，文本中的求乞者是相对健全的孩子。众所周知，鲁迅对儿童和青年有着深切的期待和呕心沥血的爱护，这无论是在他生活中还是创作里（尤其是小说）都不乏广泛而深远的叙述与反思。为此，在此文本中鲁迅不会助长和强化孩子们好逸恶劳、奴化自牧、谋取蝇头小利的坏习惯。

而同样，我们亦可以从鲁迅先生最早从事的翻译活动中获得启迪。一方面，他所选择的翻译文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压迫国家/民族的文学作品，希望借此收到深切的启蒙效果，让民众可以具有反抗意识与勇气。另一面，鲁迅先生当然是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泛爱精神，尤其是对于底层的不幸者，如果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有尊严的乞丐，他当然是尊重的，如人所论，“若说鲁迅先生在《求乞者》一文中对‘求乞’的人生价值有所否定的话，也不是否定那种被时代、社会和命运所抛弃的真正的落迫者、弱小者，而是否定那种因个人的懒惰和没有尊严而装假的求乞者”。同时，不难看出，鲁迅具有独特的人道主义情怀，“‘我’拒绝做布施者，是因为不愿做那放‘恩债的人’，是因为尚未遇到具有平等精神和自尊意识的求乞者；‘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是因为我想遇到一位真正的能够予求乞者以人格尊重的无私的布施者！明乎此，我们将会理解先生在激烈的社会批判、清醒的自我剖析之后的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2.剑指“做戏的虚无党”。

鲁迅素来对弄虚作假、“瞒和骗”深恶痛绝，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批判性主题，随手拈来。在1926年7月2日，他就痛批“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在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

实际上，回到《求乞者》中来，“我”之所以“居布施者之上”，主要就是因为对“做戏的虚无党”（包括具有此类精神的孩童们）的厌烦。第一个层面，是他们外表的虚假，比如“夹衣”的穿着表明他们并不至于要沦落到求乞的地步。第二个层面，职业性作假，一个是不见得悲哀，“近于儿戏”，而且还死缠烂打，“追着哀呼”；另一个则是不见得悲戚，甚至以装哑来骗取别人的同情与施舍，“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拒绝施舍是尊崇现代性的启蒙者的悲剧层面表现：“我”必然是更崇尚理性的，但不容忽略的是，“我”也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甚至是真爱，所谓“以流血的心去爱”。如人所论，“在鲁迅看来，爱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关怀，是不能以成效来计量的，它不受制于真理因果律”。这是其感性/情感层面，但另一方面，却又是理性至上，保持对真实和个性的高度尊重，而孩子们两种类型的欺诈撒谎如果得逞的话，似乎不只是一个诈骗成功的问题，更是具有现代性意识的启蒙者的失败——“我”原本坚守着真实和清醒原则，即使貌似冷酷，不该受困于简单的“妇人之仁”，所以，“我不布施”。

（二）自我反省

过客对“求乞”的反省还包括自我的强烈介入，其中亦可分为两个阶段：

1.指向自我。

如前所述，陈安湖相当善良地将“我”拒绝孩子们的求乞视为一种角色反串，借此似乎为“民族魂”鲁迅开脱，其用意虽佳，但似乎并未真正符合鲁迅本意。在我看来，其中的“我”就是鲁迅自我的化身或投射——他之所以不布施并非因为他不热心助人，而是另有原因。

在我看来，文本中的“我”既是拒绝布施的主体，又是反省的对象，同样也是被拒绝的对象，其中的连缀意象之一就是“夹衣”。毫无疑问，“我”是穿着夹衣的，鲁迅在书写两个求乞的孩子时用了同样的语汇“也穿着夹衣”。毋庸讳言，这里的夹衣不仅仅指向物质层面的御寒性，同时又隐喻了“我”和孩子们部分共享了某种文化、精神的逻辑结构外衣，这意味着“我”和求乞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另一层面则来源于鲁迅先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的习惯，如其所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批评虚假的求乞的孩子们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虚伪）的表现；同时鲁迅从未将自己排除在外，只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他是在苦心孤诣自剖，和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2.如何反省？

鲁迅对“我”的求乞有所预设，“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也明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换言之，“我”求乞的结果之一和“我”拒绝布施的结果并无二致，这种重复强调了鲁迅对做戏的换位思考型批判，结局自然也该一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给出了“我”的独特坚守，“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易言之，“我”以真实和原生态求乞，可以得到有尊严的“虚无”，而且，这还只是底线。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做法是“我”对另一半自我的否定和批判，当然升华一点，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劣根性的双重否定，“对‘求乞者’自我的自谴自责，毫不可惜的决裂，甚至于彻底的否定，则预示出：鲁迅力图从对现实自我的历史性扬弃过程中，达到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及由这种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构成的整个现存秩序的全面否定，并在这种双重否定之中寻求历史的变迁，把握人生的真髓”！

宿命与选择：孤独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在路上的过客，“我”又呈现出相当繁复的矛盾和彷徨心态：一方面，过客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听从内心的召唤，排除诱惑和险阻，勇敢前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各种遭遇，作为自我救赎（并启蒙他人）的孤独者，他似乎又有必要乃至义务帮助他人，批判他人的劣根性。在前进与暂停、拒绝接受与拒绝布施、理性与感性之间似乎都是张力十足。如人所论，“在《求乞者》中，鲁迅寓言化地告诉我们，一个自我或一个作为自我的人，总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之中。但是这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被与他人关系所制约的选择。主人公对他人的拒绝和自身的犹疑都是这种制约的具体表现。出于感情上的厌恶他拒绝施舍，出于理性的疑虑他又畏惧求乞。这种情感与理性的两难是《野草》散文诗主要的哲学命题之一，它向众多的主人公挑战，在《过客》《墓碣文》诸篇中更触目惊心地表达出来”。

（一）自然隐喻

不必多说，《求乞者》中的自然环境书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冲击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意象有两个：一个是“墙”，一个是“灰土”。

1.厚障壁。文本中出现墙的句子主要有：“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

这里“墙”的破败和剥落显然蕴含丰富：墙，原本是防御和区隔的功能，如城墙，甚至是“长城”也可理解为一堵厚重而绵长的墙，但它们都已颓败，这意味着古老帝国——中国的败落，即使墙也无力保护它。而另一方面，物质的墙虽然败落，精神的墙（一如今日计算机网络应用中的“防火墙”）通过焚书坑儒、闭关锁国、“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厚障壁却又强化了。

2.糟粕围城。灰土是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关键词，鲁迅这样写道：“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结尾除了重复性强调以外，更是扑面而来的漫天灰土阵仗：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毫无疑问，这里的灰土飞扬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有论者解释为人际关系的冷漠，“微风，灰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这是北京街头的现实即景，然而更是诗人灵魂的真实。在冷漠的人际关系中，诗人只能隐藏着心头炽热的爱情和对这爱情的种种悬念，只能无所为和沉默，诗人的灵魂里，仿佛也只有被微风弥漫起来的灰土，灰土”。甚至也结合了爱情加以串联：“《求乞者》中，诗人在爱情面前的自卑感，集中凝聚在文本创造的‘求乞者’的意象中。”在我看来，灰土其实更是古老帝国文化糟粕的毒害隐喻。

除此以外，鲁迅先生也涉及一种日益萧索、枯干的表象，“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这也隐喻着国人生存气候的萧杀和文化创造的精神枯竭，缺乏生机。

（二）人文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文本中亦有意蕴深长的人文意象，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走路”。不必多说，路是鲁迅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如在小说中也有对路的反思、再现和探寻操作。在《求乞者》中的“走路”又可分为两个层面：

1.在路上的“我”。鲁迅写到，“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我走路”等，这里的走路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探寻和坚守，在漫天灰土中依旧坚持寻路、探路并前行。“如果说，孩子的求乞是物质乞讨，处于形而下的层面的话，则‘我’的求乞就具有精神寻觅的性质，而处于形而上的层面。‘我’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的意象，正象征着精神在受到伤害之后的漂泊流浪，象征着痛苦的灵魂为寻找心灵的避难所所作的漫游。”

当然，遭遇孩子们的求乞则是行进途中一种被暂时的阻隔，“我”拒绝布施事出有因：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反对求乞和布施，不是反对真正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反对奴隶式的乞怜和浅薄虚伪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我”要继续上路、回归主业。

2.散沙的“各自”。鲁迅还写到“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两次）。相当有意味的是，这段文字，鲁迅重复了三次。在我看来，这些人们的走路，或许各有目的，或许亦可能是精神探寻，但关键词“各自”说明他们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缺乏团结作战、共同对敌的合作精神，因此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哪怕是给寂寞里的同道一点温暖和呐喊。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但不必讳言，他们的各自存在却又增加了过客的彷徨和孤独感。

（三）主体选择

走在路上的“我”和孩童“求乞者”的相遇也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内涵。

1.清除奴性。某种意义上说，文本中的孩童、“我”和国民劣根性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流动。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把孩子和“我”截然分开，而实际上，孩子身上的奴性未必在“我”身上就已彻底根绝，鲁迅着力刻画他们的相遇和不同的求乞实践毋宁更是一种勇敢的直面与卓有成效的清理。“这一篇散文诗的核心思想，或者说鲁迅想传达的生命哲学，就是蔑视与反对生命存在中奴隶性的卑躬屈膝，反对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说教。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的憎恶和他对于民族奴隶性的憎恶是同样的强烈。他在这篇象征的散文诗中暗示人们：社会已在废弛与崩坏中，而人的真正的解放乃是从奴性的求乞走向人性的抗争。”“我”和孩子们恰恰都有类似的遭遇，“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当然，鲁迅对这种奴性的憎恶和痛苦的清醒和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从小康堕入困顿”的过程中体验世态炎凉，也包括兄弟失和之后的神伤，现实中统治者的暴戾、奸诈和恣睢何尝不是一种时不时的提醒？

2.艰难选择。毫无疑问，爱的付出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而接受他人的爱对于一个知恩图报的现代主义者何尝不是一种负担和过重的赏赐？有论者指出：“没有终极意义，缺乏爱的源泉，即使他想给出爱也不可能。每个人都需要爱，鲁迅亦不例外；联想到《过客》中‘我’拒绝小女孩的爱与同情，希望有超然独往的冷酷心智去思考和战斗，不在布施与求乞中被牵连而消弭掉行走意志和丧失行走能力，鲁迅的既不接受爱与同情又无布施心似乎又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拒绝与明知被拒绝，以及更真实的求乞操作都是一种主体选择。

不必多说，行走、艰难存活、付出、接受、终极付出（包括牺牲生命）之间关系过于复杂，这恰恰可以反映出彷徨时期的鲁迅人生的丰富性，当然也包括精神痛苦。论者认为，“可以说，《求乞者》一文既是出自私人经验的一个非常隐晦的发泄，同时又是一篇内涵深邃而丰富的散文诗；其中，既有对那些在灰土颓垣中纷纷登场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尖锐批判，也有鲁迅自己以‘无所为和沉默’与之对抗的倔强身影”。

但终极而言，过客必须上路，不停地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但是途中的遭遇却令人唏嘘：温暖和关爱让人眷恋，但亦可能因此堕入温柔乡停滞不前乃至堕落；继续上路，前路漫漫、疲倦不堪，亦让人纠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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