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书单,是那些在你生命中沉淀已久且已然成为你的生命底色的作品,甚或,可以说,包括作家本人,都会幻化为精神的一部分,驻存于灵魂深处。
譬如。此刻,我脑子里同时想起两本书。
《红楼梦》。这是我最初的关于书籍的记忆。那时我至多上小学五年级,不知道在哪儿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只记得一群女子,衣着华贵,容貌美丽,说笑间,从一片竹林和飞檐环绕的廊宇间走过来,她们口吐莲花,舌间生灿,浑身闪着通透的光华。我被这光华震住了,它不亚于一场地震,或,一次启蒙。世间还有如此的生活,如此的女性,诗与书,游与艺,它们和大地、劳动、贫穷、衣衫褴褛几乎完全无关,但却同样关乎爱与痛。我忘了再次读《红楼梦》是什么时候,但是,这最初的记忆一直无法忘掉。那震惊的瞬间,意味着你突然看到另外一重空间,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它也是人类生活之一。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故事就是一种人生。它开拓新的领地,向人类展示生活和精神的可能性,它让你沉入温柔乡,同时却也滋生出无数细小的枝叶,这些枝叶足以对抗成长和现实的无情侵袭。人类对故事嗜血般的渴望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而消退,相反,在今天的时代,他们更愿意去寻找故事里面所蕴含的趣味和意义。
而此刻,放在我书桌上的是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如果套用波伏娃《第二性》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那么,《疾病的隐喻》可以说是在讲“疾病是如何被变成的”。疾病从来都不只是疾病本身,它是被塑造出来的。自存在那一天起,它们就被携带上各种观念,在政治文化和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写作这本书的起因是桑塔格自己也得了癌症。她发现自己莫名因患癌症而羞耻、惭愧,而周围的人们也以一种奇怪的态度对待癌症患者,不愿正视,欲言又止,就好像患者被打上了某种不祥的烙印。这使她突然意识到,疾病其实是一种隐喻。
我感兴趣的是,桑塔格以生活中最普通的名词入手,让我们看到交织着的复杂思维,它具有词源学的溯源回本之作用。在知识考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生成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意识到,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背后也一定有权力的渗入和某种成规的表达。就病症而言,古代世界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梅毒曾经被作为一种“贵族时尚病”流行于欧洲宫廷;肺结核被看作是“浪漫的情感爆发”和道德的某种失范所致,所以,19世纪很多小说中的多情男主人公以面色苍白脸颊潮红时不时咳嗽为标配;而癌症,在纳粹期间,甚至被隐喻为种族清洗的理由,即“要想治疗,必须彻底切除”。而在普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切除这个大瘤子”来隐喻我们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和某些难以消除的东西。譬如政治术语里面“中东的瘤子”“难民营是黎巴嫩躯体上的瘤子”,D H·劳伦斯曾经把自渎称之为“我们文明中隐藏最深、也最危险的癌瘤”。桑塔格认为,关于癌症的这些隐喻,反映了我们文化的巨大缺陷,“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恐惧。”
一本好的书籍一定会启发并拓展你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式。
为什么重又拿出这本书?最近一直非常关注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我关心它的发展、行进及涵义的变化,关心民众、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应及整个社会思想的倾向性。而在这其中,最让我迷惑的是,妇女解放已经有一百多年,不管在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的语境下,“男女平等”都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对于女性“身体”而言,仍然承载着过于沉重的隐喻。譬如所有女性当事人在举报的时候,都是在克服了巨大的“羞耻感”的情况下才敢于公布于众。为什么?女性身体受到伤害的同时,却还要承担羞耻,在所谓已经高度现代化了的今天,有关身体的隐喻为何一直没有被消灭且深刻存在的?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自然想到了《疾病的隐喻》,想到波伏娃的《第二性》,想到福柯的《性史》《知识考古学》,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想到《诗经》,还想到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萧红、丁玲本人的生活史和她们的作品《生死场》《我在霞村的时候》等等,整个文化长河里关于“身体的隐喻”慢慢浮现出来。“女性的身体”,从来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它有漫长的塑造过程。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性》《疾病的隐喻》《性史》等等书籍不只提供了知识,同时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模式,它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生活的新的途径,它能帮助我们发现人类精神的奥秘。
书单不只是书单,一本书也不只是一本书,它其实是一种印记,是人类精神的有形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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