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写的《月是异邦明》在《读书》上发表后，有读者来信批评：“文中的这点意思，用几十个字就够了。”张中行对“行文未能简捷明快”做了自我批评和解释：“简捷，没本事，做不到。明快呢？一言难尽，也许连小学生都知道，我们说话，有多种不许明的情况。”“理论上，明快也许是上策吧，我惭愧，经常是走不明快的路……引亚圣之语说明，是在‘舍生而取义’和‘不得罪于巨室之间’，我经常是避前趋后的。”

避前趋后是时代特色，这是很多人文学者共同的选择。其中狡猾者，会准备两个版本，明快的是全本，不明快的是节本。先出节本，等不用“舍生而取义”的时候，再出全本。节本看多了，就会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点，喜欢用隐语、委婉语，把明快变成不明快，无意之中，作者们都成了大大小小的中散大夫，以曲折隐晦为能。

话说回来，张中行文章中的不明快，不能全归咎于“不许明”。在很多时候，其文之缠夹不清，是他自己造成的。举个例子：

正如我多次面对启功先生时所说的，“您这块大石头太重，我苦于扛不动”。重，化概括为具体，是：所能，恕我连述说也要请庄子来帮忙，是“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为人，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既已向古人求援，干脆再抄一处，包括所能和为人，是《后汉书·黄宪传》所说：“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张中行：《负暄三话·启功》）

这段话，不是看一遍就能懂的，为什么不易懂呢？因为作者兜圈子，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启功的所能和为人，先用庄子《秋水》中的“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来形容启功的所能，再用《秋水》中河伯形容北海的话“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来描写启功的为人。本来，庄子的文字就已经缥乎缈乎，难以捉摸，再用它来说启功，就更让人犯晕。而作者似乎还嫌人家晕得不够，又把启功的所能和为人放在一起，引用范晔夸赞黄宪的话“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对读者进行综合性的强力灌输。如此一来，读者除了彻底“晕菜”，别无选择。

张中行写作有个大毛病——“兜圈子”。“兜圈子”与“绕弯子”不同，“绕弯子”虽然绕来绕去，但是曲折前进，往好听里说，则是“一波三折”“笔底波澜”“形散神不散”。好比庄子说鲲鹏，说南冥，说斥鴳；说长寿的彭祖，说短命的蟪蛄；说世间俗吏，说超凡的列子……说来说去，都是在说逍遥游。“兜圈子”则不然，表面上，它也绕来绕去，但是它常常绕到题目外面去，弄得文不对题，“形神俱散”。“兜圈子”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表达上的缠夹，二是内容上的支离和重复。

有人以为，张中行的“兜圈子”，是用了古文的缘故。这是个误解，他不引古文也一样，比如《月是异邦明》。

张中行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了歌颂好官的电视剧《无极之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要告诉人们：“自古以来，小民寄希望于天道、仁政、清官、鬼神等都是乞怜，乞怜不是民主，非民主的人治不是法治，想生活有保障，要读点异邦的书，在均权、限权方面想想办法。”这虽说有些陈旧，但立意好得很。可是，你看他的开头——

我不是连月光也是外国的亮派，可是实事求是，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或在某一方面，外国的什么确是值得效法，至少是参考。说效法，参考，不说买，是想把谈论的范围限定于唯心，而不及唯物。

作者从“外国值得效法”开篇，但他不点明，值得效法的是观念性的东西，而非要到哲学本体论——唯心唯物里绕个圈子。说自己谈的“限定于唯心，而不及唯物”。可是一边说不及，一边还要大及特及——

说到物，大如汽车，追奔驰，小如饮料，追可口可乐，甚至纯土而不洋的，包装上印几行洋字，档次就像是提高了不少，总之是已经有口皆碑，再说就等于颂扬人活着要吃饭为真理，将为三尺童子所笑。

在唯物里绕了一圈之后，他又回到了唯心上来——

而说起唯心，我这里断章取义，是指对于某种事物，我们怎样看，或更具体些，怎样评价，还苦于范围太大，应该缩小，即指实说。

他认为，“怎么评价某种事物”的命题范围太大，得缩小。缩小的办法是“指实说”，即把事情实实在在地摆出来——

可是有困难。困难之小者是千头万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困难还有大的，是事不只关己，而且及于古往今来的大己小己，说，求明确就难免是是非非，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但是还想说，怎么办？只好多叙事，以求因事见理。此开卷第一回也，宜于说说想说的因缘。也不好过于指实说。近一个时期，见了一些什么，闻了一些什么，旧的胡思乱想之习不改，于是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事，想到理，想到希望，想到幻灭，想到苦难，想到明智，想到愚昧，终于想到难难难，心里不免有些凄惨。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统统写出来。

提出“指实说”，可马上又说“有困难”。困难有大有小，但都说不清。因事见理吧，事也不宜实说。只好胡思乱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难难难”。作者绕了N个圈子，费了半天笔墨，非但没前进一步，反而让读者越来越糊涂。

其实，“也不好过于指实说”的事，就是电视剧《无极之路》歌颂好官。作者“近一个时期”的所见所闻，就是他后面讲的，有人用旧体诗，在报刊上为这部戏助威。后面可以指实说，为什么要在前面绕圈子，把事情弄得云山雾罩呢？

有人说，张中行写议论文容易“兜圈子”，记人叙事就不这样。此言差矣。在这类散文中，他有时也“兜圈子”。比如，他写房主李家的佣人汪大娘，勤勉、良善，“文革”当中，无论街道的人怎么启发动员，老太太拒不卖主。细节生动，真实感人。可作者偏偏不满足，非要在汪大娘出身旗人上大做文章。一开头，就兜了一个满汉对比的大圈子，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与太平天国的“点天灯”做对比。结论是，如果就施暴的后果来判刑，炎黄子孙与满清八旗“只能各打五十大板”。打完之后，依既往不咎的圣人之道，他又比较雍正、乾隆与朱元璋、朱棣哪一个更厉害，结论是小巫见大巫，满族的皇帝不如汉族的皇帝。接下来又说满族的两位诗人纳兰性德和顾太清，说自己很喜欢。完了，又扯到旗人的生活态度和举止风度，说人家细致、雅驯，有王谢气，可以入《世说新语》。随后又扯到《负暄琐话》，说里面也写了些旗人，但都是名人，这回要写的是一位大字不识的佣人。直到这时，他才再言归正传。

张中行的叙事，有时也一样。你看他笔下的《吃家乡饭》，再看看汪曾祺的《故乡的食》，就知道张老先生能兜到多么的远。

张中行有一段夫子自道：“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废话”，就是“兜圈子”。张中行管它叫“岔出去的话”。

问题是，张中行很热爱这些废话，他根本不想移什么本性，而是要坚持“兜圈子”这一写作习惯。当他意识到自己“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废话），也不管了”的选择。

称赞张中行的人，恐怕都是冲着他的《负暄琐话》去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本书主义”的威力——它虽然被批了三十年，依旧深入人心。《负暄琐话》一炮打响，“清秀和平，自然冲淡”就成了作者所有作品的商标。启功、季羡林、周汝昌都说好，众人也就跟着名人说好。不人云亦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位读者，还有上海的散文家周泽雄。他对张中行的批评，最能搔到痒处：“此老素以出租司机绕远道式的开头著称。”

张中行在《作文杂谈》中说，表达方面的流行病“比医学方面的流行病更难对付，因为写作上的，面貌模糊，常常使人误认为美，不是病，因而就更难防治”。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挺合适，他只看到粉饰造作、累赘拖沓和板滞沉闷是病，却看不到自己的“兜圈子”也是病，而且是很重的病。

他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病呢？他自己提供了答案。在《开头结尾及其间》一文中，他给开头列出了明说、暗说两种法子，暗说“分作两类：一类是与内容沾边，一类是与内容不沾边……沾边的开头，犹如车技演员在台上表演，任意驰骋而并不冲到场外。不沾边的开头就不然，犹如在野地骑马，几乎可以随意乱跑。随意乱跑，自然也有规律拘束着，如自己的意向，野地的范围等。但规律不显著，因而究竟会跑到哪里就实在难说”。“暗说的作用不像明说，告诉读者以下将是什么内容，但常常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量，因为它有点像侦探片的先晃一下疑难，欲知后事如何，你就非得看下去不可。”

显然，张中行对暗说，尤其是不沾边的暗说，情有独钟。他想造出悬念，让文章有趣。如果说张中行的累赘拖沓是唯恐说不明白，那么，他的“兜圈子”就是唯恐把事情说明白。为了做到“新颖、灵活、含蓄，甚至沉重、惊险”，他不惜绕来绕去，扯东扯西，直到扯出个缠夹不清。

张中行说过：“健步的人有时也难免跌跤。” 他的“兜圈子”，算不算跌跤？

作者：启之，本名吴迪，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来源：本文原标题为《不明快与兜圈子——再谈张中行》，刊发于《名作欣赏》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