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主张“读古诗学文言”，他的《木片集》中有一篇文章就以此为题目。文言文难学，在周作人那个时代就有这种说法了，现在又过了五六十年，情况似乎更加严重，问题也更为突出。依周作人的看法，如果要向初学者灌输古典文学或者文言文的知识，那么，从韵文即诗歌入手比较有效，因为诗歌中没有文言散文那么多虚字，句法也就没那么多麻烦、别扭。他举韩愈《山石》为例，认为这诗要比韩文公的文章好读得多，文从字顺，一点没有八股气。这说法大体上固然不错，但也不能太绝对，古诗名目很多，路数也大不一样，不见得都比散文平易。就说《山石》，那本是韩文公“以文为诗”的典型代表，既然如此，若要找一条终南捷径，是不是就干脆跨过《山石》，去学韩愈的古文罢了？

诗要学，文言文更要学，方法多样，不必强求划一。泛览为要，我以前曾建议读文言小说，因为小说有故事，情节生动，比较吸引人，容易读下去。为难的话，不妨先读后代那些相对平易的，比如《聊斋志异》之类。这是由易入难、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路子。周作人这篇文章中，却也提到另外一种方法：

许多年前见过一部日本木版旧书，名曰《唐诗解颐》，是一个叫作释大典的和尚所著的，他选取了好些唐诗，不加释注，只在本文大字中间夹注一个以至几个的小字，使前后字义连贯起来，这样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个方法不一定怎么好，但似乎比整个讲解要好一点儿，因为他至少可以让读者自己比拟、咀嚼原文的一部分。

这里的重点是“比拟”、“咀嚼”，原文和注释文字掺杂在一起，既有区分，又相融合，确实便于读者“比拟”、“咀嚼”。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古人和今人言说方式的不同，通过这样“比拟”、“咀嚼”，大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前面用到“掺杂”一词，字面有点不怎么好看，可以改用“参”字，“参”字指代作者、注者和读者三方，全都“参加”起来，彼此“参考”，相互“参详”。前不久，在香港一个会上见到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正宏兄出示一册和刻旧书，书名就叫做《孝经参释》,也是用这样一种注法。

看来，这种方式的注本在日本并不稀见，有用来注经的，也有用来注诗的，要之是出于普及、启蒙，用心良善。其做法有些像改写，更准确说，应该叫扩写，前提是全部保留原文用字，并且次序位置不变。角色上场，虽然也经过化妆，但并不是浓妆艳抹，眨一眨眼，就可以看出/想见其素颜。注文较繁，原文较简，由博返约，从繁转简，不仅可以学习文言文，也可以体会作文吟诗之道，一举双得，岂不妙哉。

正文与注文的关系很复杂，通常是壁垒分明，彼此不越界的。从前乱翻笔记，看到过《齐东野语》卷二十中的一条谜语，说得蛮有意思：“大底不曾说小底，小底常是说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须去仔细问小底。”好像说的是家中大人和小人的关系，其实谜底就是“夹注书”。不用说，字大的是正文，字小的是注文，但也可以这样理解：重要性大的、地位高的是正文，反之是注文。总之，注是注，正文是正文，两者即便在同一页出现，也各站各的队，一般不掺夹。一般的夹注，也只是在形式上混排，意义上还是不串联，井水不犯河水。我现在说的这种参释式的注文，就不是这样，它算是一种特殊的“夹注书”。

这种注法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何地开始出现，都还有待研究。我相信，在中国本土以及东亚国家，也应该有类似作法的注本，毕竟那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朴素的方法。

作 者：程章灿，学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 源：《名作欣赏》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