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读沈从文的小说都感到它像散文，即使具有悲剧意味的也似乎并不那么沉重，文字自由、洒脱，而其真正的沉重则往往比那些表面悲痛的作品更令人回味。不少段落像诗，整个作品洋溢着浓郁的诗情、诗味，飘逸着灵秀之气。如果小说风格也可以按儒、道、佛来分别的话，那么沈从文的小说显然属于道家。

形如水，味如诗，灵气飘逸，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基本特色。1934年问世的《边城》是沈从文的主要代表作，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诗化小说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青年作家，尤其是湘籍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响。

这种诗味人们最容易在写景中感受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至少在20世纪前半期——最重视写景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大家，他出色的写景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宝库。

《边城》第一节：

小溪流下去，绕山流，约三里被汇入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那个永州就在湖南，离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不远，他不会不受到这位大散文家的影响，上面这段文字的简练、清丽、恬淡，尤其是末句，就有点柳宗元《小石潭记》的味道。从沈从文不少小说中都可以看出其语言追求简洁、明澈和意境，读来令人有物我两忘之感，表明它和我国古代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写景的重心是水，他写景最拿手的也是写水。他笔下的水总是那么清浅、纯净、平缓。

第二节写酉水（白河）：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皆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细致的观察，明净的景物，贴切的比喻，简短的句子（沈从文写景的句子多不长，很少超过十五字。这里十六个分句中只有一句十三字，两句十字），尤其是那些带着生命活力画龙点睛式的话眼——“浮”“逼”——使这些写景文字创造出了诗画一般的优美意境，使景物充满着生机。它不是平面之画，而是立体的流动之画。他使用的定语少、短而准确有力，比如写水清，连“三丈五丈”的深潭、河底“小小”的白石子和玛瑙石子上的“花纹”都看得清，真称得上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字不在多，传神则行”。这些文字中并没有作者直接的歌颂赞美之辞，但作家对家乡和描写对象的深情却浸透在字里行间。这种娓娓道来、不做铺张的写景语言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写景可谓不吝笔墨，但又绝不为写景而写景。景物描写除了为故事、人物创造背景和舞台，制造氛围，渲染文化外，还常常将它与人物心理活动，包括潜意识的流动，巧妙地结合起来。沈从文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传统手法移植过来，利用组合式文字构筑意象，以有形表现无形，以象征、暗示为读者开拓思考回味的空间。当翠翠发现有人来为她说媒时，她：

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伐竹人一下一下砍伐竹声音里，想到许多事情。

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有了点儿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皆习习作声。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宏大。西山深翠逼人竹篁里，有黄鸟与竹雀杜鹃鸣叫。翠翠感觉着，望着，听着，同时也思索着。

沈从文以毛竹长成伐下，小鸟求偶和鸣，新蝉长大和草木茂盛，暗示少女身心发育，性意识的萌动和对爱情的向往。特别是最后四个分句，总共只有十五个字，却用了四个“着”，令人感到翠翠所受到的触动时间之长之深，读者因而也印象深刻。这种以景示事达情的写法，雅致而别具韵味，给读者提供的是诗情诗味。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关于诗家造语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司马光《续诗话》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沈从文小说语言的“语工”并不在于精雕细刻，大段铺陈，而是以不多的文字于平易自然中，勾勒出一幅幅人们既熟悉（生活中易见）又陌生（没想到是这样）的美丽画图。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边城》中有不少段落具有这样的品格。

十三节写在月下的高崖上，祖父给翠翠讲她母亲的故事，翠翠问了许多，心情沉重。接下来是一段完整的写景文字：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黑色。身边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初看，它是一段动静结合的优美写景，在小说的情绪节奏上起停顿舒缓的调节作用。结合下文再看，便会悟到它还表现了翠翠专心致志地谛听和听后心绪的杂乱。

接下去祖父讲到她母亲与父亲相识前的对歌。这一节末两段是： 

翠翠问：“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后来的事长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妙的是，这第十三节就到此为止了，翠翠听了这个回答的反应和感受，作家竟然一字未写。而这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后续情节和阅读情绪冲击点。笔拙的作者常常会絮叨一番，将读者本来可以“思而得之”的东西和盘托出，甚至还唯恐读者低能而交代再三，不仅是点破点透，简直就是嚼碎了喂你。沈从文却采用古典诗词手法，留下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拼接、联想、补充，慢慢咀嚼和品味。这也可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浓与淡，刚与柔，是两组各自对立的美学范畴。将二者统一起来历来是文人们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诗、书、画皆然。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之情和浸润在一页页中的作者之情，都十分浓郁，但无论是人物的情感表达方式或是作者的叙述方式，都浓而不烈；景物描写则通常都比较淡雅，却淡而不浅。其小说的文字不仅几乎见不到重彩，也难以发现浓墨。沈从文出色地将写意与写实结合了起来，在淡雅的笔墨中成功地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老船夫、翠翠、二老、大老、贵生、妓女老七和她那几乎麻木不仁的丈夫，全都感情细腻、丰富，脾气温和，但在节骨眼上也不乏刚强。他们柔而不俗气卑鄙，刚而不粗暴无赖。就像他笔下的溪河，清浅平缓，但有时也会有激流险滩。从语言上看，作者不用大段热烈的内心独白或激昂的话语，文字较少，慎用暖色调，几乎不用烈性词语。

妓女老七的丈夫由麻木到人性复苏，决定回乡下去：“男子一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话不说，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自己的烟袋。一切归一了，就坐到那矮床边沿，像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老七问他，一次是“‘……’摇摇头，不作答。”对后三次的问则全是“……”当老七把自己卖身的钱塞到男人手中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上，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到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这个男子既没有骂人或控诉，更没有打老婆，但他的沉默与痛哭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力却远过之，因而同船的男孩与老鸨“都逃到后舱去了”，老七也跟他回了家。沈从文没有用许多文字大写那个男人对妻子遭到蹂躏的痛苦与思想斗争——尽管他本来就知道妻子在干着卖身行当——只是极其有限地点一下，“男子摇头不语”，“男子留在后舱不出来，大娘到门边喊过两次不应”。虽然人们很难从文字上直接发现，但是这个男人原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的男性阳刚之气终于回归，却不难体味出来。沈从文这种把一些重要内容隐藏在极少文字之后的写法，犹如中国画的空白，不仅有助于拓宽读者思考的空间，增加回味，而且特别适合于表现某些特殊内容。当两个喝醉了酒的兵士在前舱要嫖老七时，作家只是写道：“这一个便在老七左边躺下去了，另一个不说什么，也在右边躺下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虽一切丑事做成习惯，什么也不至于红脸”的大娘即老鸨，“悄悄的回到前舱，看到新事情不成样子，伸伸舌头，骂了一声‘猪狗’，仍旧又转到后舱来了”。再没有任何描述。至于在四个警察的陪同下来查船的巡官，在查船后让一个警察来告诉老鸨，“巡官要回来过细考察”老七，如何“考察”，沈从文一个字也没有写。只在后面暗示这个巡官连那两个猪狗兵士都不如，因为他不给钱。嫖妓女，尤其是两个士兵同时蹂躏一个弱女子，紧接着又来一个白嫖的巡官，要是在某些作家笔下，不论是同情也罢，欣赏也罢，总要费许多笔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内容正是“卖点”。但是在沈从文笔下，脏事不脏写，事脏文不脏，着实难得。这种文品和人品都令人敬佩。

作者：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文化学者，曾在“百家讲坛”主讲《红楼梦》《正说三国人物》等，深受观众和读者欢迎。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9期；本文节选自《形如水味如诗的沈从文小说语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