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家庭就是人生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元好问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的诗人，与其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元好问本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三番五次地重申，士大夫如果要“有立于世”，必须借助“国家教育、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张君墓志铭》)，三者缺一不可。类似言论又见于《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鸠水集引》和《中州集》卷十《溪南诗老辛愿》，可见这是他的一贯主张。那么元好问的父兄给了他哪些教育?对元好问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个问题如果深究起来，就会发现我们连元好问的生父、养父的名字都还不太确定。元好问出生七月后过继给他的叔父。生父元德明，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中引用杨慥所撰墓志铭，记载其生平梗概，德明是其字，其名为何?讳而不书。清代金史专家施国祁为元好问诗作注，在《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引用了郝经所撰《遗山先生墓铭》(大德碑本)，应该渊源有自。该本与郝经《陵川集》本的区别在于，《陵川集》本对元好问父祖名讳一概以某来代替，大德本则明确说：“父格，显武将军、凤翔府路第九处正将兼行陇城县令、骑都尉、河南县开国男、邑食三百户。”因为元德明终生未仕，倒是其叔父曾官陇城县令，分歧便由此而来，后人普遍将“父格”当其叔父之名了。牛贵琥先生《元好问生父、叔父考》已经指出这是个错误(《文献》2013年第5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在元好问墓前所立的碑文，刻于大德四年(1300)，内容与施国祁所引大德碑本相同，也作“父格”云云，该碑由元好问之子元拊、元振等人所立，面向乡亲，面向大众，元拊等人万万不可能将叔父(养父)等同于生父，何况该碑下文另外提及叔父其人。可见，“父格”之名不可能虚假，一定是其父亲而非叔父。在那一串文字中，如果有假，只可能是那些让现代人不明就里的头衔，或许如牛贵琥先生所推测的那样，那些都是元拊等人为了先祖的荣耀加上去的虚衔。如此看来，元格与元德明为一人，元格字德明，其名字寓含明德格物之义，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清人郭起釪《全金诗》卷四十三直接将《中州集》卷十的“先大夫”改为元格，较为可取。

　　至于抚养元好问的那位叔父，据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记载，叫元泰，是否可信，暂无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元好问现存作品中，金章宗年号“泰和”经常与“太和”混用，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统计，在清刻本《续夷坚志》中，“太和”14例，“泰和”7例，在弘治本《遗山先生集》中，“太和”4例，“泰和”65例。这当然不是元好问作品的原貌，不足以反映元好问避讳情况，但同时代的王若虚、刘祁无一例“太和”，赵秉文仅有一例“太和”。元好问作品中混用泰和、太和的现象，有些反常，是不是他避其叔父元泰名讳的遗留?姑且存疑。

　　为行文方便，下文称元好问的生父为元德明，称养父为元泰。

　　元泰(?—1210)和元德明(1158—1205)从不同的方面对元好问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从元好问的零星记载中，我们知道元泰是地方政府官员，曾在掖县(今山东莱州市)、冀州(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中都(今北京市)、陵川(今山西陵川县)、陇城(今甘肃秦安县)等地任职，前三地职务不详，当是低于县令的职务，后两地为县令。元泰对元好问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意义：

　　第一，元好问跟随养父游历上述各地，还经过许多重要城市，如济南、长安等地，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眼界，见识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如他5岁时随元泰路过济南，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大城府”(《济南行记》)的印象，42年之后，他还回忆“儿时曾过济南城”(《济南杂诗》)的情景。19岁去长安，在长安生活了八九个月，为长安的“游观之美”所深深吸引，以致“沉湎酒间”，耽误举业(《送秦中诸人引》)。他如在陵川所见的“瑞花”(《续夷坚志》卷三《陵川瑞花》)、在秦州认识的“韩道人”(《续夷坚志》卷二《桃杯》)，都能增广其见闻。

　　第二，元好问跟随元泰，为一些前辈所赏识，得到名家的指点和教育，为参加科举考试做了必要的准备。如承安五年(1200)，元好问11岁那年，他随元泰至冀州，受到罢官在家的名臣、翰林学士路铎(1157?—1214)的喜爱，路铎“赏其俊爽，教之为文”(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最重要的是，元泰“为子求师”，询诸亲旧，泰和三年(1203)去陵川任职，让元好问以当地名儒郝天挺为师。元好问既从之学习用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文，“作举子计”，又从之学习无关科举的诗歌，兼顾到仕途和诗歌两方面，这直接关系到他未来人生之路的走向。

　　第三，元好问通过元泰结识一些前辈名流，并与其后人结下友谊。如元泰与赵淑(清臣)为莫逆之交，元好问便与赵淑之子赵元交往密切，往来唱和，元好问因此收藏了许多赵元的诗歌(见《中州集》卷五《愚轩居士赵元》)。再比如，元好问在陵川期间，认识诗人秦略的父亲秦事轲，并与秦略结下深厚的友情，二人“为诗酒之友者十五年”，元好问还与秦略之子、全真道士秦志安(通真子)有所交往，因为“通真子以世契之故，与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通真子墓碣铭》)。

　　第四，元好问受到元泰仕途引导、官场教育。元好问跟随元泰宦游各地，耳濡目染，对官场人情有所了解，树立了他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信念，确定了人生努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等元好问成人之后，元泰更是有意教导他为官从政之道。金王朝灭亡之后，元好问的仕途结束，在羁管聊城期间，他回首自己的人生，特别是仕途经历，颇有感慨地说，十八岁那年：“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四十五年之间，与世合者不能一二数，得名为多，而谤亦不少”(《南冠录引》)。尽管元好问没有记载元泰给了他哪些“民政”教育，但可以肯定，这些教育对他后来十年仕途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让他立志为民，坚守气节，不随波逐流。

　　正因为此，元好问对元泰满怀感念之情。元好问经常想起元泰，如在赴高平(今山西高平)途中，能望见东边的陵川县，就想起它是元泰当年作官之地(《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当张彦宝出示《陵川西溪图》请元好问题诗时，元好问也想到这里是“先君子旧治”，并回忆当年侍游西溪的情景，不禁“感今怀昔，为之怆然”(《题张彦宝陵川西溪图》)。让元好问长期愧疚不安的是，大安二年(1210)，元泰因头部生毒疮感染去世，很多年后，元好问留心医药，收集药方，回首此事，还很懊恼自己当年忙于应付科举，不懂医药，“于药医懵然无知，庸医满前，任其施设”(《续夷坚志》卷二《背疽方》)，导致耽误病情，元泰不治而亡。

　　与元泰相比，元德明算得上是个单纯的诗人。他虽然也曾经梦想从政，却“累举不第”，不得不“放浪山水间，未尝一日不饮酒赋诗”(《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他一边“教授乡里”(《故物谱》)，教人科举时文，一边酷爱作诗，自称“少有吟诗癖，吟来欲白头。科名不肯换，家事几曾忧。含咀将谁语，研磨若自雠。百年闲伎俩，直到死时休”(《诗》)。他一辈子将诗歌排在科名、家事之上，足见他对诗歌的痴迷态度。杜甫曾受其祖父的影响，继承其诗学传统，以“诗是吾家事”的自觉意识来从事诗歌创作，元好问何尝不是如此?他以“诗人元遗山”自居，当源自元德明的诗学基因。元好问说“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答王辅之》)，与其父所说“研磨若自雠”，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元德明的诗歌兴趣和职业特点，又形成了他喜欢论诗品诗的性格。五台山诗人王敏夫与他意外相逢，称赞其《梅花》诗可与林逋诗歌相媲美：“林逋仙去几来年，惊见梅花第二篇。”二人像是诗歌青年，居然通宵论诗，“邂逅茅斋话终夕”(《同东岩元先生论诗》)。可惜元德明的论诗言论散佚殆尽，所幸元好问《杜诗学引》中征引一则，能见其非凡卓见。元德明针对宋代以来各种注释、解释杜诗出现的琐碎、牵强等现象，指出：“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本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杜诗学引》)此论高度评价黄庭坚，批评今人读杜的弊端，不仅直接引导元好问重视黄庭坚《大雅堂记》中所强调的杜诗“大旨”，写出一系列继承杜诗精神的丧乱诗，还直接启发他提出杜诗学的概念，并编纂《杜诗学》一书。元好问后来也非常喜爱谈诗论艺，写下《论诗三十首》为代表的论诗诗和相关序跋，这应该得益于元德明的言传身教。

　　在日常生活中，元德明经常展开对元好古、元好问兄弟的诗歌教育。元好古回忆父亲生前说诗情景：“阿翁醉语戏儿痴，说着蝉诗也道奇。”尽管其“醉语”为何，“蝉诗”是何，后人已不得其详，但在元氏兄弟看来，父亲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其论诗旨趣一定深入元氏兄弟骨髓之中。元好古还回忆元德明临终时，恨不得把读下去的诗书全部传给儿子，有“剖腹留书”的遗言。“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敢忘”(《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诗其后》)，这种至死也不忘传其诗学的言论和精神，实在令人动容。元氏兄弟怎能不继承其先人的遗志?对父亲的教诲，元好问也有几处记载。靖康元年(1126)，宋人滕茂实(字秀颖)使金被扣留，守节不屈，建炎二年(1128)去世。临终前，要求以出使时所持的黄幡裹尸而葬，墓前刻上“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九个字，并写下《临终》一诗述说平生之志，大义凛然。这首《临终》诗深深感动了元德明，在元好问儿时，元德明“教诵秀颖《临终》诗”(《中州集》卷十《滕奉使茂实》)。元德明能超越对立政权，赞赏宋人滕茂实的诗歌，难能可贵，体现了他对品格操守的重视。他给元好问的，与其说是诗歌教育，不如说是思想品德教育。正因为得此教益，在滕茂实去世百余年之后，元好问特别用心搜集他即将失传的《临终》等诗，并将之收在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中(卷十专列“南冠五人”一类)。当然，元德明肯定会对元好问进行诗歌艺术教育。元好问曾记载，元德明“甚爱”吕中孚《赋红叶》诗中“张园多古木，萧寺半斜阳”这样纯粹写景的诗句(《中州集》卷七)，说明元德明以此诗来引导元好问的诗歌写作。

　　除了直接教育之外，元德明的诗歌创作也能给元好问以示范和熏陶。元好问对其父部分诗歌记忆深刻，譬如在《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其二)中引用父亲的诗句“疏灯照茅屋，新月入颓垣”，又在《两山行记》中完整引用父亲的《过凤凰山》绝句，既寄寓了对先人的崇敬缅怀之情，又含有对这些诗歌的喜爱之情。

　　元德明去世时，元好问16岁;元泰去世时，元好问21岁。尽管元好问跟随元泰的时间可能更长，但元好问对元德明的感情更加深挚。之所以如此，除血脉至亲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元德明的诗歌成就足以让元好问感到自豪。元德明终生布衣，元好问却邀请到后来担任过参知政事的杨慥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杨慥称赞元德明的诗歌“不事雕饰，清美圆熟，无山林枯槁之气”，应该不是虚美。兹举《雨后》一诗为例：“十日山中雨，今朝见夕阳。乾坤觉清旷，草棘有辉光。竹影揺残滴，松声送晚凉。南窗聊自适，无用说羲皇。”写久雨初晴的山中景色，非常习见的题材，写得清新美好，中间两联工整自然，细致妥帖，特别是“草棘有辉光”“竹影摇残滴”，形象而新巧，如在目前。除诗之外，元德明还有一首《好事近·次蔡丞相韵》词传世，被元好问收录在《中州乐府》中。有此家传，元好问贞祐南渡进入诗坛之后，自然不遗余力地为之宣传延誉，经他鼓吹，“世始知有元东岩之诗”，元德明诗歌走出了忻州，赢得杨云翼、雷渊、王渥、李汾等众多诗人的称赞(详见《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元德明当年在忻州系舟山读书，元好问为了宣扬其父，先邀请著名画家李遹画《系舟山图》，再邀请赵秉文、杨云翼、赵元等名流题诗，赵秉文还将系舟山更名为“元子读书山”，元德明的名声因此更加彰显。

　　相对于元泰而言，元德明对元好问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元好问虽然也进入了仕途，但并不顺利，金亡之际，更是卷入崔立事件，引发非议。可以说，他在官场上差不多是个失败者;但在当时诗坛，却是一个地位日高、无人能及的大诗人。在官员与诗人之间，元好问本人明确将自己定位为诗人。金亡之后，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搜集、整理元德明诗歌，反思自己的人生抉择，说：“小子不肖，暗于事机，不能高蹈远引，恋嫪升斗，徼幸万一，以取絷维之祸，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这时，元好问觉得愧对元德明的教诲，误入歧途，他晚年绝意仕进，高蹈远引，终于回归到他父亲指引的诗人之路。

　　元好问有两个兄长：元好古(字敏之)、元好谦(字益之)。他们对元好问都有一定的引导之功，元好问多次提到他们，可是并没有说孰伯孰仲，这就导致后来两派不同的观点。在讨论元好问的父兄渊源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疑难问题，需要费些笔墨，略抒管见。

　　一派观点认为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依据是1937年的抄件《元氏家谱》。降大任先生《元遗山新论》、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等书赞同此说。狄著还补充一论据，就是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说：“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伯安肯定不是元好古之子，因为元好古只活了二十九岁，而且娶妇不谐，是否有子，都不见记载，不可能那么年轻就有孙子。元伯安应该是元好谦之子。狄宝心认为该诗写作于内乡期间，正大六年(1229)前后，元好问四十岁左右。如果这一年元伯安入小学，按照八岁来计算，元伯安应出生于元光元年(1222)，这时元好谦至少在四十岁左右，应出生在大定二十二年(1182)前后。如此算来，元好谦年长于元好古(1186—1214)。这一推论有两点可疑之处：其一，《示侄孙伯安》是否一定作于内乡?诗中云：“我有商於田，汝壮可耘耔。”古商於确实在内乡，但不能以此来判断该诗作于内乡。按其口气，不像是在内乡本地所说，反而更像是离开内乡的口吻。元好问先后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三县相隔不远。在镇平期间，元好问写有《镇平寄侄孙伯安笔》，《示侄孙伯安》也可能写作于相邻的南阳或其他地方。其二，元好问在《南冠录》中说：“岁甲午(1234年)，羁管聊城……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叔仪是元好问长子元拊，生于正大六年(1229)，这时才六岁，还是幼童。按照上文伯安生于元光元年(1222)来算，元伯安此时已经十三岁了，如果依据《礼记·曲礼》人生十岁为幼学的说法，元伯安就不能再算幼了。何况叔仪、伯安并列，二人年岁应该相差不大。因此，元伯安以及元好谦的年龄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之说，证据并不充足。

　　另一派以为元好古为长兄、元好谦为次兄，出自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所引《静乐旧钞遗山诗后世系略》，后来诸家年谱多从此说，只是没有做出更多的论证。元好古卒于贞祐二年(1214)忻州之难，享年多少?很奇怪，元好问居然有三个不同的记载。《敏之兄墓铭》说是年二十九，《续夷坚志》卷一《敏之兄诗谶》说是年三十二，《中州集》卷十《敏之兄诗》说是年三十一。孰是孰非?从文本可靠性来看，《敏之兄墓铭》最早最为原始，最值得信赖。还有一内证可以证明《敏之兄墓铭》最为可靠。《敏之兄诗》的内容源自《敏之兄墓铭》，二者基本一致。二者都说元好古二十岁第一次参加科举，当时元德明已经去世。元德明去世于泰和五年(1205)，次年就是科举考试年。元好古应该是赴太原参加府试。以泰和五年二十岁推算，元好古生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贞祐二年(1214)去世时，正好二十九岁。综合这两点，可以确定元好古的生卒年(1186—1214)。《续夷坚志》《敏之兄墓铭》有关其享年的记载，当是记忆或传抄之误。如此算来，元好古比元好问年长五岁。笔者赞成元好古为长兄说，还有以下两点理由：其一，元好问在《敏之兄墓铭》中说：“年二十，就科举时，东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惧，望其立门户为甚切。”《敏之兄诗》与此相同。元好问母亲殷切希望元好古能早日自立门户，一般情况下，这是对长子的期待。长子也应该有独立门户的责任，他后来“狷介得疾”，可能与科举落第、压力太大等有关。其二，传统士大夫重视子女命名的用意。元好古(字敏之)的名字出自《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元好谦(字益之)的名字出自《周易·彖传》“人道恶盈而好谦”和《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元好问(字裕之)的名字出自《尚书·汤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三兄弟命名方式一致，其中既含有命名者的用心，也含有逻辑关联。笔者揣测，按好古、好谦、好问这样顺序排列，更能体现出渐次推进的逻辑关系，因为好古是方向，好谦是态度，好问是方法。

　　作为长兄，元好古读书、学诗、作文都早于元好问，所以有时能提点元好问。元好问《锦机引》中曾引元好古的话：“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予初学属文，敏之兄为予言如此。”元好古告诉元好问，要从前人书中学习古人的法度，元好问受此启发，将前人讨论为文法度的精彩言论汇编成《锦机》一书。

　　他们兄弟在一起经常交流见闻，元好古的见闻与命运对元好问的人生观和诗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续夷坚志》卷一《王全美母氏诗语》记载，元好问的舅母自幼礼佛，平素不知书，忽然有一天举出十多则诗句，问元好古能否作为偈语，其中只有“天机割断繁华梦”一句，“殆似从慧中得之”。但这一句类似诗谶，其舅母不久即去世。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解的宿命。泰和七年(1207)，元好古的朋友田紫芝(1192—1214)作《夜雨寄元敏之昆弟》：“醉梦萧森蝶翅轻，一灯无语梦边明。虚檐急雨三江浪，老木高风万马兵。枕簟先秋失残暑，湖山彻晓看新晴。对床曾有诗来否，为问韦家好弟兄。”元好古读后，私下告诉元好问：“诗首二句非鬼语乎?吾谓其非寿者相也。”(《续夷坚志》卷四《田德秀夙悟》)后来他果然弱冠下世。田紫芝作诗有李贺风调，元好古准确地揭示出田诗的特点，体现出他的辨别能力。这种讨论，有利于引导元好问诗歌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诗歌艺术。荒诞不经的是，元好古后来重蹈田紫芝的旧辙。贞祐元年(1213)中秋节，他与王万钟、田德秀等人聚会赏月，不巧天阴无月，元好古作《中秋无月》诗：“佳辰无物慰相思，先赏空吟昨夜诗。莫怪更深仍坐待，密云或有暂开时。”王、田等人戏称该诗“诗境不开廓”，后来元好古不及三十而卒。平心而论，元好古诗歌是乐观的，后两句仍然充满希望，元好问却将之视为“敏之兄诗谶”记录下来，大概为其短寿而寻找托词吧!以上三则带有迷信色彩的文献，给元好问留下了较深的负面印象。他后来很反感这种不阳光、不开朗的“鬼语”诗，如《论诗三十首》批评孟郊、李贺等人诗歌：“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这种审美观，或许与元好古有潜在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元好古应该由于生病而没有与其家人一道南下避乱，留在忻州。贞祐二年(1214)三月，蒙古人攻下忻州，残暴屠城，死者十余万人，多么的惨烈!元好古最终不幸死于忻州之难。亲人以及乡亲遭遇横祸，给元好问以极大震撼，促使他用诗歌来表现民众的苦难、国家的命运。

　　元好古、元好问兄弟间经常交流各自的诗歌。元好古有一组诗，题作《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诗其后》，值得重视：

　　阿翁醉语戏儿痴，说着蝉诗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

　　莺藏深树只闻声，不着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敢忘。背上锦囊三箭在，直须千古说穿杨。

　　题目中的诗稿，当是元好问早年的习作。“莺声柳巷深”是其中的秀句，原诗已失传。元好问后来将此得意诗句再次运用于《内乡杂诗》中：“犬吠桃源近，莺声柳巷深。苍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寻。”元好古这组诗大力夸赞其弟的诗作，第一首先回忆其父亲早年的诗教，然后称许元好问的显著进步，感慨父亲再也看不到元好问的新诗了。第二首先正面称赞“莺声柳巷深”所表现的境界，只有“诗家”才能表现出来，将年轻的弟弟称作“诗家”，这是很高的评价。接着将自己与元好问相比，承认自己的诗歌不及元好问，甘拜下风。第三首又回到父亲的诗教，以元德明“剖腹留书”的遗言来激励元好问，期望他继承父亲的诗歌传统，诗歌技艺越来越精湛。元好问受到兄长这样的肯定，一定备受鼓舞，激励他按照父兄的指导，继续在诗坛不断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元好古这三首诗还是论诗绝句，远早于《论诗三十首》，元好问牢记在心，数十年后，元好问将之收入《中州集》。元好问那些引起后人仿效的论诗绝句，也是承继了他父兄的传统。

　　与元好古、元好问不同，元好谦似乎并不擅长诗歌，元好问从未提到他的诗歌，也未提及他是否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生平比元好古还要模糊，大概贞祐二年(1214)与元好问一同南下避乱。这时，元好问生父、养父、长兄相继去世，元好谦成了元好问生活上的重要帮手和感情上的重要依托。元好问与他手足情深，金亡之前，就有多首怀念元好谦的诗歌。在《怀益之兄时在阌乡》中说：“牢落关河雁一声，干戈满眼若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战乱岁月，他们兄弟为生计奔波，元好谦去了遥远的阌乡(今河南灵宝境内)，天各一方，相互惦念，“只弟兄”，透出兄弟情的无比珍贵。正大五年(1228)，元好问担任内乡县令期间，在秋林夏馆山购买田地，建造别业，得到元好谦的襄助。其《临江仙·内乡北山》曰：“父老书来招我隐，临流已盖茅堂。白头兄弟共论量，山田寻二顷，他日作桐乡。”元好谦一定参与了“茅堂”的营建，他们还相约一起终老此地。

　　可是，随着蒙古步步进逼，战争频仍，大批民众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为命运所拨弄。元好问兄弟卷入其中，再次骨肉分离。元好谦流落于南宋，陷于不可知之中，一同流落南宋的还有白华、李俊民、杨宏道、房皞等诸多文人。元好问被蒙古兵带到北方，羁管于聊城，生活艰难，感情孤苦。他痛切思念元好谦，连续写下多首思兄诗。《怀益之兄》写于惊魂甫定之后，“天宜他日定，陆已向来沉”，怀念内乡的旧居，“山田和石瘦，茅屋过云深”，幻想兄弟团聚，“阿兄团聚日，曾语百年心”。《梦归》诗写于聊城：

　　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齑盐万事休。

　　首联分写自己和流落江汉的兄长，尾联表达了一个无限悲凉的愿望：晚年只要能与元好谦在一起，随便吃什么粗茶淡饭，也都知足了。实际上，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了，他后来再也未能见到元好谦，甚至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他在《南冠录引》中也流露出类似的无奈无助：“岁甲午羁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汉，遂有彼疆此界之限，侄抟俘絷之平阳，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语。”元好谦及其子元抟，一漂泊襄汉，一被俘平阳(今山西临汾)，生死不明，元拊、元伯安都还年幼，需要养育，元好问的知己好友如李汾、辛愿等人，也陆续死于战乱，他痛感“举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而益之兄在哪了?可以想见，元好问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凄苦!元好谦及家庭的命运，加深了元好问对乱离时代不幸的痛切体会，他的那些感人肺腑的丧乱诗一定融入了他自己及家人之痛。“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从国家命运着眼评价元好问，固然不错，但国家由一个个小家组成，包括元好问的小家，正是一个个小家的不幸，给元好问真切、具体的感受。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元好古、元好谦的不幸命运，反而推动了元好问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影响了他金亡之后的道路选择。他的两位兄长都死于蒙古侵略战争，他哪里还能腆颜出仕蒙古政权?

　　此外，元好古、元好谦还直接促进了元好问对家国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开兴元年(1232)，他有感于其先人生平，“没而不书，族党之过”， 为其族祖父元滋新撰写墓志铭，实际上是完成其父元德明、其兄元好古的遗愿，“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族祖处士墓铭》)。随后，他又为亡兄元好古追写《敏之兄墓铭》。金亡之前，元好谦曾让元好问撰写家族文献《元氏千秋录》，元好问着手撰写，“略具次第”，却未暇完成。羁管聊城期间，元好问觉得时不我待：“予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使一日颠仆于道路，则世岂复知有河南元氏哉!”(《南冠录引》)元好谦“命予修《千秋录》”的话往来于胸，促使他不仅完成了《千秋录》，还在此基础上予以引申扩展，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南冠录》。《南冠录》包括元氏“先世杂事”、元好问个人“行年杂事”和“先朝杂事”。“先朝杂事”已经突破了家族记事，属于金王朝历史了。这期间，元好问还校对家藏《笠泽丛书》，编纂《中州集》，整理家中故物撰写《故物谱》，等等，都体现出他对家国文化的良苦用心。

　　元好问说：“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古意》)从小开始，元好问的成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其父兄的关怀和教育。“乃知父兄意，润屋亦润身。”(《答王辅之》)他的父兄尽管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源，滋养了他的心灵。即便在其父兄相继离世之后，他们的教育仍引导他继续前行。

　　胡传志教授近照

　　作 者： 胡传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著有《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

　　来 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