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也会是一个嗜读的人,他们满怀着对杰作、对杰出作家的敬仰之情,一路走过来。关于阅读,会有激动人心的一些记忆。就这样,我们通过阅读作品对作家越来越熟悉了,以至于觉得18世纪、19世纪的大师们就像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似的。有时还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他们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塑造了那么多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思想是那样博大。充满激情的诉说犹在耳边——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离我们远去了呢?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们恍若在世,仍旧活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让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言说。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文字太入迷了,不免有些恍惚,忍不住去想:如果他们出现在今天的某个场景里,会有怎样的表述、怎样的神情?
我有时真的会怀疑:这么一个沉重的、伟大的灵魂,会轻易离开人世,到另一个飘渺的世界?他真的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归吗?有时候出差或旅行,有意无意地踏入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来到一些留下了他们痕迹的场所,比如说他们的故居、他们工作过的地方,立刻就变得屏息静气,蹑手蹑脚了—— 一厅一室、一件用具,我都忍不住要细细地看,或者去抚摸一下……总觉得他们刚刚离去,这里分明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和气息。
一些伟大的人物,很难从我们人世间彻底消失,他们或许仍然留了下来,在凝视我们,在关注我们的生活。
最后“塑造”的一个“人物”是作家本人
有一年秋天到蓬莱阁,第一次看到了阁上有个石碑,上面刻了苏东坡登阁时留下的手书:一开始写得比较谨慎,渐渐的,那种流畅与自由就出来了……苏东坡是让我多么心仪的中国作家,是最令我入迷的“屈李杜苏”中的一位,如果再加一位,就是陶渊明了。苏东坡的作品读得多了,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多么有趣的人,多么不可思议的天才。这儿仅仅有一个诗碑,可是它果真刻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行迹,而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九百多年了。顺着它寻访,你还会了解一些苏东坡在胶东半岛的事迹。他在胶东生活得时间很短,但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物,每到一地都会有所作为。可是他的一生都不得安宁,往往是刚到一个地方上任,还没有把椅子坐热——有时甚至是正在赴任的路上,一道新的任命又来了。这等于是催命。苏东坡后来到过杭州,修了著名的“苏堤”。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当时极为荒凉的海南岛。
终于有机会到了眉山,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苏东坡的故居。那里可是他的出生地啊。怎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个人啊!接近眉山时,一直让我压住了心底的一个惊叹。那天徘徊在大文豪的故宅里,看过老宅和古井,觉得处处不可言说,既熟悉又陌生——那是因为梦中来到他的故乡很多次了。这一切当然是因为阅读——开始读文字和情节,最后感受的只是一个人,那就是作家本人了,是他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靠近,他就活在我们身边了。
从地理的角度看,离我更近的一个作家是蒲松龄。他是山东临淄人,那儿更早的时候是齐国古都。我从小听了太多的狐仙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有多少是出自他的手中、有多少是当地原来就有的。最早读的《聊斋志异》是开本很小的木刻本,一直读到现在的各种版本。书中的内容简直太熟悉了,因为它跟我自小经历的环境、跟那种生活氛围非常吻合。说狐讲仙这些事情在胶东一带太多了,我终于相信它们就是土地的原产,不过是由蒲老先生将它们记下来了。崂山上清宫那儿有一个边厢,很多人在那儿烧香烧纸。这个阴暗的小屋据说就是蒲松龄当年写作的地方。
在我眼里,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正合了一种文气。我宁可相信那种恍惚的道家气息与《聊斋》是一致的。作家与书的气质总是统一的,在我看来,蒲松龄一定多次来过崂山,并在这里有过长时间的流连。读他的书,觉得他的心理不是某一类作家那种阳光和明亮,不是那种感觉,而是一种幽暗阴隐的神秘。
我由崂山到了蒲家庄,那里有他的故居:地上铺着青砖,泛着湿气。中国传统的乡间建筑采光不好,有些暗。小屋里有一个大幅的挂像,上面的老人长须飘飘,穿着官服——恰是他一生讨厌的那种仕人打扮。这让我想起一些文学通论,那里面谈到蒲松龄,总说他写狐写妖“高人一等”,说他“刺疾刺腐”。其实是赋予了很多阶级和社会的意义。但是我以一个胶东人的眼光,以一个读者和作者的感受来说,觉得或许并非如此。相反,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兴趣写作,就是说他当时很喜欢记下这一类故事,并没有想那么多。对社会的牢骚固然有,那种愤愤不平之气文字里都有,但更多的还是趣味,是记录的兴致。这里,作家对于齐地风情、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才是主要的。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哺育了胶东一带的文化,而我却认为它是反过来的——是胶东一带的文化传统哺育了蒲松龄。我们常常会过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作家和作品,这就难以放松,不能作为一个很自然的生命去面对它们,也就不能好好地欣赏了。其实只有朴实了自由了,才能更真实地贴近这个作家,理解其作品的生命底色。
到了美国波士顿,不远处就是康科德小镇,那里是有名的自然生态作家梭罗生活的地方,也是爱默生的居地。那儿离声名远播的瓦尔登湖非常近——我急于赶到瓦尔登湖边,因为从很早就看过徐迟先生译的一部叫《瓦尔登湖》的名作。我曾经想:梭罗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勇气,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却要告别城市文明、告别优越的物质生活,一个人到荒野老林里生活?他在那里开荒种地,与世隔绝,感悟人生,并将这一切做了详细的记录,写成了那部特别有名的人生启示录、自然生态文学的创始之作《瓦尔登湖》。他具体地考察了一个人究竟应该从自然中索取多少,才算是一种合理的生活。他思考了很多形而上的问题。不过,只有亲自踏上湖边,才能进一步感受那个人和那本书。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后来的人过分渲染了这个地方的荒凉和一个人的孤独。不管怎么说,梭罗的小木屋离那个小镇子很近,镇子上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美洲欧洲那些很小的城镇真是太好了,那么美丽和安静,人要是在那种地方生活,想堕落大概都很难吧。那些地方一片静谧祥和,没有急躁竞争的迹象,人的灵魂会比较安宁,可以静静地思考,思考一些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的事情,这时候整个人的生理指标也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来,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是健康的。
瓦尔登湖漂亮极了,周边是密林,湖水清澈,一到秋天松林里还闪着一片片红叶。梭罗当年就在离湖边不远处搭了幢小木屋,除了钓鱼,还在林子里垦了一小片地。这在现代人看来,说到底还是神仙岁月。小木屋离镇子也就是半小时的路,他要经常去爱默生家——那是他的文学老师,去他那里谈天和吃饭,临走还要挟上一些吃和用的东西。爱默生的故居在那个小镇上,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景点了。
梭罗的小木屋当然早就朽坏了,现在的一幢是后人依照原样恢复的,里面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还有一束野花,外面是他的一尊雕塑:伸着手,好像正在跟行人辩论。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多少有些怪异的、好辩的人。
他最著名的著作除了《瓦尔登湖》之外,还有一篇《论公民的不服从》——那是他结束了一年左右的林中生活回到镇上之后,因为没有像镇上居民一样按时缴税,就被依法关了起来——放出时,他当众宣读了一篇东西,也就是这篇文章了。其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做人,其后才是臣民。”还说:“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任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可见这是一位倔强的人。他这个著名的“不服从”的理论,曾被印度的甘地反抗英国人统治时引用过,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名言。
爱默生的住处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生前曾经因为一场大火烧毁过,镇上人出于对作家的爱慕和怜惜,自愿出钱帮忙,又照原样重新盖了起来。爱默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超验主义作家”,我们许多人今天已经不知道这个“超验主义”是怎么回事了。爱默生是一个严谨的写作者,在美国算得上一位老派作家了。当年,他除了写作还要到国内外做大量演讲。这和我们今天的作家有点不一样,那时的作家很重视演讲,就像伏案创作一样认真。爱默生不仅演讲,而且还要分“系列”,有“冬季系列演讲”、“春季系列演讲”等等,一讲就是几十场。他讲的内容可能是非常开放、非常个性化,也非常有见地的,或者跟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多少有点冲突吧,因为曾经有记录说,镇上的某些人还联合起来抵制他的演讲。但是作家照讲不误。我们今天从文章里看,爱默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地方,当时连这样的老先生居然也要受到抵制,可见民风之一斑,也可以想象当作家之不易。
类似的演讲者还有马克·吐温。他曾经有过经营实业的失误,把稿费投在自己并不太懂的事项上,结果赔了很多钱,最后不是用写作,而是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填补了亏空。作家的演讲要面对听众,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直接发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传统。
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他没有办法在所有著作中将自己掩藏起来。所以我们看一本小说,一部文学著作,都会感觉到这个作家的存在。他的一生给人物画廊里留下了那么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可是最后“塑造”的一个“人物”却无处不在,这就是作家本人。他的所有文字都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在这些字里行间,作家的个人气质、灵魂、形貌和嗜好,都要无一遗漏地被镌刻下来。从这些文字符号中,我们会感受他的一切。
作 者:张炜,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等多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来 源:本文节选自《留心作家的行迹》,原文刊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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