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只要谈到屈原，几乎是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诗人，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不仅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歌创作成就的高峰，而屈原所创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作品，正是中国文学史早期先秦时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的核心。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之后，崛起于战国时代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诗歌，它承继了《诗经》之余绪，融合了南方楚地的文化特色，独创一体，别具一格，在先秦时代以其浪漫奇崛之形态，闪耀着不朽的光辉，泽被了后世百代诗坛和文坛。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流传，至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诗歌作品合为一集，编辑定名，自此始有了作为诗歌总集的《楚辞》。《楚辞》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为屈原、宋玉等人系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为其诗歌所写“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正由于这些诗歌作品大量运用了楚地的民歌样式和楚地方言声韵，载录了楚地风土物产，具备了浓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构成了独特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楚辞体，在《诗经》四言诗格局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楚辞体（也称骚体）诗歌样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楚辞》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个人作品传世的伟大诗人，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表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爱国爱民的高尚气节与人格。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发满腔的爱国激情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这些诗歌，是屈原心声的真实吐露，是他毕生经历的历史再现，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艺术地展示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诗歌，创立了独特的诗体形式，熔《诗经》、楚地民歌、先秦诸子散文和神话传说于一炉，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间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诗歌历史的新纪元，其中尤其是《离骚》一诗，语言奇美，想象奇特，构思奇绝，融历史、神话、传说于一体，塑造了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展现了浪漫主义风格色彩，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空前绝后的绝唱。

标志屈原作为伟大诗人成就、风格、人格、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离骚》，这部诗篇乃“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惊采艳艳，难与并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罕见的杰出诗章，奠定了屈原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石。全诗长达三百七十多句、两千四百多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性抒情长诗。上半部以诗篇主人公（女性身份）自叙身世开首，包括世系、生辰、命名，表明她具有先天的内美，但还不够，她还要努力修身。诗篇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将大量楚地出产的香花美草作形象比喻和象征，继之展开叙述，从回顾楚国历史到返回眼前现实，塑造了一位洁身自好的圣洁女子形象，以自身的不断修身养性，渴望展示抱负，却不料引来了朝廷一帮奸臣小人们的无耻诽谤和谗言，迫使她不得不离开朝廷。下半部主人公没能听从好心人的劝告，执意不变立场，于是乎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请求占卜、降神后，为寻求理想境界开始离开现实世界（上半部的女性身份到下半部时变为了男性身份），到天国寻找理想女性伴侣，然却三求女而不得，矛盾痛苦，感叹不已。理想难以实现，国人又不理解，结果只有以身殉理想——“从彭咸之所居”，谱写了历史和人生的壮丽篇章。这是一首诗人发自肺腑的心灵之歌，是诗人心声的绝唱，它以深邃的内涵、丰富的想象、惊人的辞采、炽热的心怀，向世人和后代展示了一位伟大哲人的胸怀、智慧、理想和追求。

集中体现屈原奇特想象的，除了《离骚》诗外，还有一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发问体诗篇《天问》。这首诗只有问题，没有回答，基本四言一句，四句一节，每节一韵，偶亦杂以多言。整首诗浑然一体，井然有序，围绕天体起源，人类肇始，夏、商、周、秦、楚历史，按人类兴亡和历史演变的顺序发问，其间杂糅了大量的上古时代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从中寄寓了诗人的天体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全诗的中心主题异常鲜明突出——这是一首以发问形式写就的人间兴亡史诗，全诗集中了历史兴亡的故事，先问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侧重于“兴”，后问人间历史——自夏、商、周至秦、楚，突出何故由“兴”而“亡”。全诗表现了诗人对传统的大胆怀疑、对真理的勇敢探索和愤世嫉俗的真挚感情。

《九歌》是一组富有原始风味的浪漫诗歌，它系作者根据楚地民间祭神的原始《九歌》改编加工而成，诗中将天神、地神、人鬼融为一体，祭祀、歌舞、唱词浑然合一，其本质原意乃上古楚民祈雨、祈农业丰收，并与性爱、生育繁殖相结合，求人类和农作物生长繁殖的艺术之歌。九篇中，《东皇太一》所祭之神最尊贵，全诗气氛既庄严肃穆又热烈欢快，祭品陈设、音乐歌舞，一切为了迎接神的安康降临；《云中君》祭云神，云被拟人化了，从中寄寓了人们对云雨之神的祈祷与企盼；《湘君》《湘夫人》虽各为一篇，其实可合二为一，它们都是湘水之神，双方都因等候对方不至而忐忑不安，其缠绵之情，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大司命》是司人寿夭之神，描写人们以虔诚的心情祈求司命之神能让人延年益寿；《少司命》是司子嗣之神，它主管人间的生育，人们自然对它恭敬有加，全诗情感色彩浓厚；《东君》祭祀太阳，诗篇如颂辞般热烈隆重、色彩光艳，充满了对太阳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礼赞；《河伯》描写河伯神的恋爱，河伯即黄河之神，诗篇洋溢着不欢而别的悲感，全诗文笔婉丽清新、刻画细腻；《山鬼》塑造了一位神态、外貌均生动可爱的山鬼形象，它对公子的痴情被表现得惟妙惟肖，令人怦然心动；《国殇》在《九歌》组诗中别具一格，它是一首气壮山河的悲壮战歌，惊天地、泣鬼神，极其真实地凸显了楚国将士为楚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大无畏气概，诗篇透露出了诗人对楚国将士的深挚之爱；最后一篇《礼魂》可谓《国殇》的副歌，两首诗可合为一观，它所“礼”的乃是为国阵亡的楚国将士之“魂”，从“长无绝兮终古”句中足见作者深爱楚国楚民的真挚情感。

《九章》虽说尚难断定其全部作品的真伪，但其中大部分篇章还是可以确认是屈原本人的作品，尤其《涉江》《哀郢》《怀沙》《橘颂》等篇，真实记录了屈原的身世经历，抒发了他的真挚情感，为后世读者塑造了一位高大伟岸的主人公形象，丰富了屈原的真实品格和感人精神，可称是《离骚》上半部诗篇生动具体的展开。《九章》的命名并不出于屈原之手，它是整理编定者刘向后加的。在没有更确凿可靠资料的条件下，我们权且按《汉书·艺文志》所录，《九章》九篇均为屈原的作品，如此，则九篇诗章所写，可谓各有侧重：《惜诵》全诗表述诗人的忠贞与清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此乃终生奉行的做人准则；《涉江》活画出了一位高洁不屈的诗人形象，他戴高冠，佩长剑，行吟徘徊于泽畔，绝不愿变己之心志以从俗；《哀郢》表达诗人对楚国郢都失陷的哀痛，诗中交织了诗人对楚国山水的热爱、伤感和对奸党小人的痛恨之情；《抽思》表述怀王改变态度后诗人的实际心态，怀王的言而无信，致使诗人烦闷忧愁始终笼罩心头，难以排解；《怀沙》是诗人临死前向世人告白心境的绝命辞，他庄严宣告，决心以死殉自己的理想，用生命换回高洁的人格节操；《思美人》中的美人，喻指楚怀王，诗篇表达诗人对君主的忠诚，永远不改初衷；《惜往日》始终表述诗人宁死不移志的誓言，而对君王的昏庸，此篇中则有了足够的认识；《橘颂》通篇运用了比兴手法，描画橘的物态、形象，颂橘乃为了颂扬人的崇高形象与高贵品质，诗篇前半说橘，将橘人格化，颂橘乃自比，后半说人，自颂以喻橘，全篇物我合一、浑然一体，乃咏物篇的佳作；《悲回风》用自然界的秋冬景象烘托诗人的忧郁与深沉，全篇回环往复的情绪表述很好地传递了诗人低回忧郁的真实情感。

《招魂》和《大招》两篇堪称姐妹篇，两诗均以招魂形式展开，这是采用了南方楚地民间流行的人死后招魂的方式，表现作者对已故君主的召唤和希冀。对这两首诗的所招对象，历来争议较大，笔者以为，应以招楚怀王的亡魂更为合理，诗篇表达的是作者对君主亡故的哀痛和追怀，这是屈原忠君情怀的集中体现。至于为何招两次，这与当时楚地的民俗有关，他们有人死后分为大殓、小殓之习俗（详可参《礼记》所载），而这大小殓的区分，正是两次招魂的表现。两诗显示了招魂诗文体奇特、想象大胆、结构对称、词藻堆砌的特色，在《楚辞》诸篇中堪称独树一帜。

《楚辞》中的作品，我们应该重视的，除了屈原作品外，还有被后代誉为悲秋诗人鼻祖的宋玉。传说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但今已不可考，我们仅知《汉书·艺文志》载有他的赋十六篇，他还创作了传世杰作《九辩》，这是无可置疑的。刘勰《文心雕龙》将他与屈原并称，可见对他评价之高。宋玉留给后世的《九辩》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出身低微、官职不高的贫寒之士，《九辩》诗抒发了他自己的身世遭遇，诗中对悲秋的吟唱，可谓千古绝唱，对后世的士大夫影响很大，文学史自此有了“悲秋诗人”之说，宋玉乃始创者。

《楚辞》问世以后，自汉代开始，便有了模拟仿效之风，尤其两汉时代，拟骚诗盛行，一时蔚成风气，其中较有代表性并被收入《楚辞》注本的主要是：贾谊《惜誓》（或《吊屈原赋》，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以及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这些诗篇大多从哀怜同情屈原身世际遇出发，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感，有的结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不测。一般来说，这些诗篇虽说内容情感乃至艺术表现均无法与屈原作品相比，但它们毕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故而文学史也能记下一笔。

从汉代开始，研究屈原和注释《楚辞》作品渐成风气——从西汉司马迁、扬雄到东汉班固、王逸，都对屈原和《楚辞》或撰写传略，或评论其人，或注释其作品，但他们在认识观点上有所不一，有的甚至完全对立，如王逸与班固，对屈原的评价褒贬完全不一，王逸《楚辞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该书乃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注释《楚辞》的标志性著作，而班固虽然承认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却对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贬抑。概括地看，“楚辞学”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四次高潮：两汉、南宋、清代及现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朝齐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王逸《章句》）、明代汪湲《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屈原赋注》，到现代，则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林庚、汤炳正等著名学者将传统学术与现代意识相结合，问世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楚辞研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

作者：徐志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 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