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也许，往往代表着现实的一种失焦。

　　时隔百载，“五四”运动从历史现场的轰轰烈烈，隐退成现世时空的平淡背景，它的焦点性已经在众声喧嚣中，在大众视野里，变得不再那么耀熠。百年“五四”之际，重提这一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既是对一个历史焦点的定格，更是对“五四”开创的“新传统”的致敬。而以“一个人的五四”切入，则让“五四”精神的重温变得更为清晰，更为可触。

　　2019年第2期的手记，玲玲就曾对“一个人的五四”这一专题栏目的开设感慨良多，本期再来提“五四”，是看到阎秋霞教授采访温儒敏先生的《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一文，“忍不住”又“忍不住”地想再提起一次，尤其读到温儒敏先生谈目前对“五四”的评价有向低处走的倾向时说：“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专制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是的，积重之势，没有全赴之力，怎能迎来局势之“变”和“新”的曙光?而且，当你依赖一场运动带来的翻天覆地时，也必须要承受其所带来的矫枉过正。作为远离历史现场的我们，的确需要对“五四”留存一丝“同情的理解”。

　　再者，温儒敏先生还谈到“五四”运动于“破”之外的“立”，以及“五四”泽及今日的种种，“爱国”“民主”“科学”，及至现代教育，这些重大的成果，一如密雨斜侵，已然莹润在今天我们大大小小的生活中了，甚至，我们是在冥然不觉地享受着百年前前人深植的硕硕果实。

　　所以——

　　我们今日聚焦“五四”，却也并不会为他日的失焦而失落。因为失焦并不代表着遗忘。“五四”开创的“新传统”，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继续开拓，而对于今日以及来日的每一个普通人而言，至少也应该会是：虽然未曾想起，却也从来不会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