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化名人的生平和著作，有时感觉像是饮一杯烈酒，当时令人亢奋，过后也就消失殆尽，这通常说明你和这名人大概没有多少缘分，你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但有些名人不是这样的，读他们的人生就如同饮一杯淡淡的绿茶，滋味虽淡，却能沁人心脾，回味无穷。他们的生平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坎坷，没有叱咤风云的业绩，却凭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让每一个阅读他的人都能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已故国学大家毛子水先生，无疑就是这样可以影响读者一生的文化大师。说到对他的评价，有这样两句话可以概括：在研究科学的人中他的国学根基最好，在研究国学的人中他的科学根基最深。因此毛子水生前被学术界尊称为“通人”“通儒”，被认为是极少可以把中西之书都读“通”了的人。他的好读书和善读书，使他成为兼具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双重修养的文化大师，被称为“五四”时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甚至被称为“东南图书馆”，可见毛子水读书之多。

　　晚年毛子水

　　毛子水(1893—1988)，名凖，谱名延祚，字子水，浙江江山石门镇清漾村人，系清漾毛氏第五十六世后裔。要说这清漾毛氏可是大名鼎鼎，因为蒋介石的生母毛氏和毛泽东的祖先都可溯源至此，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一部民国史不过是清漾毛氏的家史而已。

　　且说1913年，毛子水考入北京大学，与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被称为“胡(适)门四大弟子”。1918年12月，“新潮社”成立并出版《新潮杂志》，毛子水是发起人之一。1920年毛子水毕业留校任教，后赴德国留学。在德求学期间，毛子水与傅斯年、陈寅恪、罗家伦、俞大维、赵元任等在一起切磋学习，堪称群英荟萃。有关陈寅恪和俞大维是留学生当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这话，就是傅斯年告诉毛子水的。所以后来毛子水才会说：“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我的“许多关于西方语言的见解，则有从寅恪得来的”。在一篇回忆录中，毛子水提到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时和陈寅恪的交往，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很深。一次他看到陈寅恪在读一本很老的英语语法书，那时一些更新更好的语法书已经出版，毛子水就问陈寅恪既然有新的为何还要读老的。陈寅恪的回答是“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才值得读。毛子水认真思考后明白陈寅恪这句话并非玩笑。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的著作。后来的著作当然更新，但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有些说法和观点并未过时，即便有失误也能引人深思，所以值得阅读。陈寅恪和毛子水这里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学术传承问题——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有它的源头和上游，然后广纳百川、博采众长后，逐渐成为滔滔大河，而其中每一滴水都多少蕴藏有前人的聪明才智。

　　此外，毛子水兴趣广泛，曾旁听爱因斯坦讲课，当时爱因斯坦正讲授“科学原理”，毛子水就听了几节，认为：“的确精彩极了。尤其难得的是他说话比著书还要浅近，学生都很容易接受。是个能言善道又能舞文弄墨的科学天才。”除此之外，作为精通国学的毛子水，居然还翻译过《几何原本》，那一代学人的广泛兴趣和才华横溢，的确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想象的。

　　作为典型的读书人，毛子水一生可以说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岗位。1929年毛子水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毛子水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一同南下，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毛子水返回北平，仍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毛子水去了台湾，一直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即使是1973年退休后，毛子水仍受聘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直到93岁高龄。其学术代表作《〈论语〉今注今译》系倾其一生心血而成，是当今海峡两岸最权威的《论语》诠释本之一。1988年5月10日，毛子水病逝，享年96岁。毛子水逝世后，台湾大学为纪念毛子水，决定编辑出版《毛子水全集》，并于1992年4月正式出版。

　　任何一位文化大师的出现，既有偶然，更有必然。既仰仗先天之才华，更得力于后天之刻苦。按照毛子水自己的说法，他的成功得益于他一生中坚持研究的“一部半”书：一部《几何原本》和半部《论语》，前者启发了他的逻辑思考能力和高度的分析能力，后者则教他如何做人处事。宋初宰相赵普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那《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经典，对毛子水这样主要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又如何产生影响的呢?且让我们慢慢道来。

　　1913年，毛子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预科分文、理两部，毛子水的选择是理科的预科，原因就在于他当年读书时深受章太炎“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的影响，想进大学专攻经学。但那时的北大本科没有经学门，而预科入学时必须填报读大学本科的科别，毛子水只好填报“天算科”，这其实也与毛子水在中学时最爱几何有关。说到他与《几何原本》的缘分，则要上溯到他入北大之前。当时他购买了金陵书局刻的《几何原本》和《则古昔齐算学》二书，在精心阅读后激发了对算学的兴趣。也正因为如此，1917年毛子水北大理预科毕业后，就升入北大本科数学门学习。青年时代的毛子水对数学情有独钟，期望成为一个数学家，以其成果造福祖国和人类文明，为此那本欧几里德的古希腊文《几何原本》成了他一生钟爱之物。北大预科毕业后，他的认识有所改变，专攻数理的理想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消退。在即将升入本科时，好友傅斯年也力劝毛子水认清自己的长处改学文科，希望毛子水在国学方面有所贡献。但毛子水以“学数学奠定逻辑基础，将来可以做明事理的普通读书人”而拒绝，最终坚持入数学系，并且留学德国时还是研究数理、科学史。

　　原来，毛子水自觉才学不够，既不能成为天算家也成不了国学家，大概只能做一个普通读书人。他认为既然如此，就应该多知道一些逻辑知识，而数学可以为学逻辑打下稳固的基础。孰料为了这个基础，他一生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结下了深厚缘分。留学德国时，毛子水四处搜集它的重要版本，并为研究这部书选修了第三门外语——古希腊文。他的设想是根据自己搜集的若干版本和各种字典，在退休后校订前人旧译，完成一本符合现代学术体系的《几何原本》，将西方学术界有关该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虽然他最后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但对《几何原本》的研究使其受益终生，却是事实。这也给今天的人文学者以有益的启示：是否也该适当阅读了解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以使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和思想更加自由呢?

　　不过，毛子水虽然专业为理科，却对国学一直很有兴趣。早在青少年时代，他看到《新民晚报》上梁启超的文章，就非常佩服。当时正是梁启超的“新民体”风靡一时之际，很多青年学子都迷恋于此。后来有同乡从日本带给他一本《章潭合钞》，并说章太炎先生的文章比梁启超更好。毛子水读后认为同乡所言不虚，便又搜遍章氏的每一篇文章认真阅读，从此章太炎成为在治学方面对他影响最大者之一。在北大期间，他常与好友一起去听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时开设的国学讲堂。说到国学，则不能不提及毛子水的一个贡献，就是在当年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时，第一次提出“国故学”概念的就是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作‘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这一概念和解释很快被胡适所接受，他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后来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给予诠释，他解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毛子水在国学研究上虽然成就斐然，但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论语》研究，他是两岸学术界公认的《论语》研究权威。他的《论语》研究不光是匡正他人的研究失误，而且是发前人所未发，提出很多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大学者黄侃的意见，学术研究是“发明”重于“发现”，所谓“发现”是之前本没有，一旦有新材料问世，则新观点自然出现，而“发明”则是主要针对旧材料而言，是对早已熟悉之材料产生新的见解，所以更难也更重要。如此，则毛子水之解读《论语》，确实有很多可以称为是其独到的发明。例如《论语》中记述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后人一般都把这个“道”诠释成真理之类，但毛子水认为它含有“天下有道”之“道”，全句的意义，近于“天下太平”的意思。因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晚年致力于讲学，所期望的只是“天下太平”。毛子水认为世界各民族古代圣贤中抒发这样忧世忧民之情怀者，当以孔子这句话最为显著。由此，他认为《论语》确是世界上宣扬仁爱的首部经典，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自应为人间第一书。他的《论语今注今译》于1975年由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审定，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之后，一时轰动，连续六次重印再版，纯学术书如此畅销，实在罕见。1989年，该书以《论语今译》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也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毛子水虽然在国学研究方面大有发明，却不是只知读古书的书呆子。早在“五四”时期，毛子水就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之一。又如对于1926年“3·18”事件中段祺瑞镇压进步学生之事，几十年后谈起来他依然义愤填膺。抗战期间，毛子水听说胡适有赴美写作哲学史的计划，就写信给胡适，表面赞同胡适著述，但却认为国难当头，胡适也许应该做一些更有利于民族之事：“然天下纷纷，高谈性命，岂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深冀开门户著书之暇，肯以我中华民族当今最需要之事，内告同胞，外示友邦，庶几仁人之言，百世被其福利也。”1949年2月去台湾后，毛子水一方面潜心研究，培育后人;一方面关注着两岸关系的变迁，并对肆意散布台独言论者严加驳斥：“稍能思想的人，都知道台湾是决没有脱离祖国而独立的理由的”，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盼望两岸统一的心情溢于言表。毛子水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当年在北大任教时，他对北大的希望，就是北大能够请到好教授，教出好学生。他把能否罗致优秀人才来教育学生，作为判定一个校长是否合格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得天下英材而教之”是平生的最大快乐，也展现出他总是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促进国家文明进步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学者，毛子水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并能化为自己的具体行动。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展开争夺人才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胡适、陈寅恪和毛子水等均被列入其中，胡适后来和陈寅恪乘同一架专机离开北京，后辗转去了美国，陈恪却选择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直至“文革”中去世。据其后人介绍，1949年2月，毛子水决定去台湾，并在赴台前夕特意返回江山清漾老家，算是完成一次文化祭奠。据说快到家乡时，毛子水对弟弟毛延武说：“弟弟，我们下车走一程回家的路。”说罢竟然泣不成声。孰料此次探亲回家，竟成永别。1966—1979年间，毛子水虽然是隔岸旁观，内心却为传统文化遭劫忧心忡忡。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故居难逃劫难，但总是告知家人不忘“恕”道，并多次提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子水与胡适

　　作为胡适的得意门生，毛子水终生对胡适极为敬仰，是胡适学术思想的最佳阐释者之一，为胡适思想的广泛传播做出很大贡献，而胡适也对他极为器重和信任。20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立下“遗嘱”，即指定毛子水与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为“遗嘱”执行人。作为胡适的学生同时也是其同时代人，毛子水对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有独特深刻的认识。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们的遗产》一文中，他对胡适思想的价值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如果说富翁捐款办一所大学可以帮助许多贫困学生的话，那么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可以惠及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具体说来，这种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对国民教育大有好处，而且还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道路。

　　第三，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人要懂得怀疑，不要盲目迷信现成答案。

　　第四，胡适提倡的“社会不朽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对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责任。

　　第五，胡适提倡的理性，是指无论讨论或处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事实或证据才能做决定。

　　第六，胡适崇尚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崇尚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行民主、拥护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1962年胡适在台去世，毛子水满怀悲痛，为胡适写了堪称经典的墓志铭，全文包括标点在内仅137个字，却是字字珠玑：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毫无疑问，只有真正的大师才有这样的概括力，对另一位大师给予盖棺论定的高度评价，而语言又是这样的精练、简明、意蕴深刻。

　　毛子水的时代，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遭受外来文化进入，中西文化开始大融合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完结，在这个意义上，重温毛子水这样的文化大师的文字，跟随他们的思想进入那个逝去的时代，以追溯历史发展的脉络，为今天中国学术的发展寻找契机，该是很有意义的。毛子水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文章，在其结尾，他这样概括三位大师特有的人格魅力：在行为的小节上，蔡、胡、傅三先生可能是不十分相同的人。但在做人的大节上——如居心的正直，对国家的忠贞，“民胞、物兴”的胸怀，“无我、无私”的风度，“仁以为己任”的抱负——这三位先生可以说是一样的。窃以为将这样的评价移来概括毛子水先生，也极为合适。

　　作者：刘克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学术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思潮、陈寅恪学术思想、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以及当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关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