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永远的挑战，它的尽头就是生命的尽头。每一篇的结束，只是那条没有尽头的路的“中场休息”，它意味着将要进行的新的开始。如果作者没有意识到这近乎残酷的“写作的辩证法”，那就和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写的那“蜂子或蝇子”差不多，被人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于是如果写作者不想做写作的“蜂子或蝇子”，便得面对吕纬甫的那个“揪心之问”：“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一

　　在我的眼里，薛忆沩固然不是写作的“蜂子或蝇子”，也不是写作的燕雀，他是写作的鸿鹄，他能飞得更远。写作的辽阔天空和他洋溢的才华是般配的，他是那种能飞得更远的作家。

　　我在他从事写作的第八年认识他。1996年他博士毕业，他入职深圳大学文学院，其实说他是“挂靠”文学院更靠谱。我恰好在那里任教，于是我们成为同事和朋友。我那时处于“书斋生涯”和“社会生涯”两头来回忙乱的时期，错过了留神或关注他的小说创作的时光。更兼他是孤高在内而平易在外的人，就算写了很好的小说，也极难主动声张。例如他那篇被选刊多次转载，属于当代文坛一流短篇的《出租车司机》，就写于他“挂靠”深大时，我却失之交臂。等我读到如此精美的杰作的时候，已是我和他都先后离开深大数年之后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谈论的话题属于文学的并不多，倒是切磋观点，交流感悟比较多，或者讲一些语带机锋的段子，又或者干脆一起练长跑。那时在我的印象里他风趣超凡的一面要远多于他执着认真写小说的一面。总之，只要他在，智慧就能迸发出火光，时光总是美好的。大约是临近千年之交，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小说写作遇到瓶颈，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他也跟我流露过离开的想法。我没有料到他选择的目的地竟然是地球的另一端，与白求恩当年的“史诗之旅”正好相反。他不远万里，去了这位外国医生的故乡。薛忆沩后来把这种在不同世纪的跨越旅程及其历史造成的心理震撼写在了长篇《白求恩的孩子们》里。

　　薛忆沩有一个很大的长处，他喜欢语言，也喜欢阅读。我觉得对小说家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可以上升为小说家的“美德”。我也曾漂洋过海一段时间，但总是把人家的语言视为畏途，付出不多，得到就更少。他生活在加拿大的法语区，可是没有几年，不但法语应对如流，英语也是轻车熟路。嫉妒的我只好将之归究为他是语言学博士来自我安慰。这样的“夸奖”当然是极不公平的，它抹杀了薛忆沩写小说数十年来一贯的对语言精益求精的精神。任是何等天赋，如果不配以执着认真四字，定然不能持之以恒，最多光芒一闪，随即黯淡下去。执着认真是天赋的磨刀石，越磨天赋之刀越是寒光闪耀。他的小说语言干净、清爽、敞亮，阅读它就如驾轻舟一叶，漂荡在碧波万顷的语言明镜中。奇妙的哲思、历史的洞见、人生的诡异，就在他所营造的语言明镜倒映出来的湖光山色里。我曾经试过要找出哪怕用词不够准确的毛病，好等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告诉他，可是至今“革命尚未成功”。我曾听他抱怨过一位编辑师心自用改了他一篇随笔的一个词。他认为编辑的用词伤害了篇意，降低了随笔的文学水准。今天这样较真的写作者不多了，他已然成了作家物种里的“珍稀动物”。珍稀当然有可贵的正面含义，但也意味着前景“未可乐观”。

　　薛忆沩写小说认真程度的最小单位是词，恰好和语言的最小单位是一致的。当然一个词出现在叙述里不仅仅意味着句子和段落，也意味着细节、意指，也存在叙述功能的作用。但所有这些艺术上的功能，都要通过词来实现，也就都可以归结为词的精巧运用。《出租车司机》第一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一滴雨滴落到他的脸上。”开篇就写了这滴毫无征兆的雨滴，多余吗?没有经验的读者可能毫无觉察，而有经验的读者则可能预感到不如意的事情将要发生。好的小说就应该这样透过一个词——“一滴雨”——来营造“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开篇气氛。果然，第九个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同样的一句，但这一句之前的叙述已经让我们知道了这是出租车司机辞工最后的交班了，而后面的那一滴雨和第一自然段的那一滴雨是同一滴雨。薛忆沩把话再说了一遍。接下去第十自然段的第一句：“出租车司机擦去眼眶中的泪水。”天上的水顺利过渡到眼眶里的水，读者也从自然勾起的疑问过渡到人事反常勾起的疑问，叙述的节奏掌握得顿挫有节，恰到点子上。小说末段最后一句话是：“这提前出现的神圣感觉使出租车司机激动得放声大哭起来。”“放声大哭”呼应了第十自然段的“眼眶中的泪水”。考虑到这短篇写的是一天之内的事情，无论是天然的雨水还是人为的泪水，它们总是按时按地点出现，当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这种看似不经意实则极尽覃思妙虑的叙述语言，是一篇好小说传之久远必不可少的条件。

　　对写作来说，离开母语环境而远徙他国似乎是不利的，因为很难对另一种语言再精熟到如同母语，除非能做一个成功的语言上的“变节者”。薛忆沩称流散作家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为“语言的变节”。我不知道薛忆沩有没有尝试语言的“变节”，但从他如此熟悉流散作家的“变节”写作，可以推定他是用过很深的功夫研究他们的。即此一点就足以让人佩服。他有一本随笔集《献给孤独者的挽歌》，里面一篇《“变节”者的辩解》，专门谈论20世纪文学史上那些天才的“变节者”：康拉德、贝克特、纳博科夫、布罗茨基。我觉得，中文写作者要“变节”成功，比上述那串名单上的作家更难，挑战更严峻。因为从表意语言跨越到拼音语言远比从一种拼音语言到另一种拼音语言困难。如果不是孩提时代就有这样双语的环境，这几乎就是超越了人的生理和精神的极限吧。现代文学史上能用双语写出点儿名堂的，就林语堂一人。所以薛忆沩就算“变节”不能实现，也不遗憾。只要用过功夫，收益就在那儿。他的那本以繁体字出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就留下了语言“变节”的痕迹，或者说它是个“轻度变节”的作品。我猜小说的目标读者超出了母语是汉语的读者，更有普遍性。小说里亲昵语气的运用，出神入化而又天衣无缝的叙述跳跃和迁移，很明显得益于他对前辈“变节”作家的钻研。要是他一直生活在母语环境，这风格的小说是难以想象的。薛忆沩能转益多师，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通过语言上的‘变节’，这些天才不仅超越了固定的国界，而且超越了特定的时代。通过语言上的‘变节’，这些天才变成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神话。”

　　作家通常写比读多得多，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上晚生一代的那些作家。多写少读或者干脆不读几乎成了现当代作家的痼疾。我戏称它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通讯员传统”。他们成长于随大军浩荡的征战，由战地通讯员而成长为与此前不同的作家队伍里的一代新人。1949年后扫盲兴教再接续了由写作而投身大时代的热潮，他们从中找到了人生的位置。作家的学养一面先天不足，另一面又后天失调。在强调“深入生活”的气氛之下作家的学养问题再也无由提及。直到近晚十数年作家的学养才成为一个问题被意识到。薛忆沩是我认识的作家里走得最远的一位。他是有学问的作家，当然他的学问不是学究的学问，而是纵论东西横议人间的学问。他看到了好书，会跨越大洋向我推荐。我由此获益良多。在他推荐过的名单里，文学家固然有，但更常见的是历史学家、科学家、记者或者政客。后面的这些人通常被认为跟写作关系不大，不过关系到底大还是不大，这是因人而异的。阅读的兴趣终究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格局。大格局需多涉猎，这是一定之规。薛忆沩的多阅读多涉猎造就了他写作的大格局。还是以短篇为例，他的小说多构思精巧，不但艺术表达密致，更兼思虑精深。他的城市人题材的小说，用他的话说，写出了“城市里面的城市”。城市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人们所居住的城市那样复杂多变，深不见底。而他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写出了“历史外面的历史”，写出了史书的笔触所没有达到的历史边界。他的写作期待反映了他的深厚学养。《广州暴动》里那位假装死去逃过了惩罚而自我忏悔的总督会反思当年：“历史之中为什么要有如此残忍的相遇呢?”——一个传教士的性命和一个总督的官位不能同时共存。而《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里那位因伪造家史逃过政治劫难的“外公”总结一生：“我的诚实其实就是建立在不诚实的基础上的。”——因为不诚实而能诚实地活命到寿终。《首战告捷》里的那位将军胜利后回到家乡却看到被胜利夷为废墟的家园。“告捷”的首战是谁的“告捷”呢?他的小说渗透着人生和历史的辩证，而我相信此种艺术眼光非多阅读多阅世是不能达到的。

　　二

　　薛忆沩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此在”与“彼在”的纠缠。“此在”是小说当下叙述的故事，但故事却通向了故事所叙述的时空早已尘封的“彼在”。“彼在”是过去，是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影子。它们是看不见的，但借助故事读者可以感知、可以达到、可以领悟那个与“此在”不一样的“彼在”。虽然有点儿简单化，但可以将薛忆沩的小说看成一条由“此在”通往“彼在”的桥梁。他纠缠于两者之间，几乎积三十年不变而成就了发人深思的小说艺术。对于他来说，已经尘封的历史像深而难测的幽洞，又像摆脱不去的魅影，他要与它纠缠，与它搏斗。这种搏斗近乎现代批评家胡风提倡的伟大的文学家必须有勇气承担的那种“肉搏”。“肉搏”这个词是有点儿吓人，可他的写作就是这样，靠着与那个魅影“肉搏”的勇气和“肉搏”中成长起来的“搏技”，让“彼在”的真相逐渐袒露出来。我不是很清楚已经尘封的历史深藏着的秘密对薛忆沩有那么大吸引力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自己伤痛的过去吧。不过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前后裂变也使得被层层淤积埋入地下的历史成为可供文学发掘的对象。薛忆沩三十年文学的努力，找到的是一个艺术的“富矿”。薛忆沩在白求恩的题材上下过数年功夫，甚至认真研究过这位杰出医生的档案资料。白求恩的中国当代史的形象和地位当然绝不仅仅是一位医生那么简单，他对如今已经退休或将要退休的那一代人的品德和格调的决定性的塑造力，来自一篇短文——“老三篇”中的第二篇。“老三篇”有严密的排序，第二篇的意图是树立人生的典范。薛忆沩虽然晚生一点，但也无从逃脱这被高高竖起的人生典范无比强大的塑造力。鲁迅是从“小康”跌入“困顿”，然后将所领悟的写在小说里。而这一代人的经历，恐怕是从“接班人”退化成“时代的一粒砂子”吧。这个“退行性”的变化在薛忆沩那里留下什么呢?来到了加拿大杰出医生家乡的薛忆沩当然忘不了那个刻骨铭心的“过去”，忘不了被“老三篇”中的第二篇所塑造的“过去”。寻求真相的冲动推动他返回原初的那一点。至于他所返回的原初那一点是不是事实意义的真实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薛忆沩写出的是人性的真实。他是文学家，不是考据家。

　　他为这个题材写了两篇小说，一个短篇、一个长篇。短篇《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里那队人马前往延安所走的路就是白求恩当年所走的路，连时间和线路都是对得上的，不过主角却有另外一个名字，不叫白求恩而叫怀特医生。这无关紧要。怀特医生写给前妻的信“袒露”了他前往延安的动机：“在我看来，全部的历史都是用误解写成的。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我像鄙视财富一样鄙视名声。我是因为你，因为我对你的爱，因为这种爱的希望和绝望，因为这种爱的抚慰和折磨，因为这种爱的幸福和痛苦，才去选择动荡不安的生活的。”现象永远都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这是哲学家反复告诫过我们的。如果没有怀特医生的“告白”，读者也许没有意识到激情在历史活动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也许不会去寻找历史真相的另一种解释。长篇《白求恩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叙述结构。叙述者站在仿佛时空错位的当今生活的立场上，回顾了动情而忧伤的遥远故事。“我”以及好朋友扬扬，还有茵茵三位同一成长背景的年轻人，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氛围里，经历了由聚而散的悲欢离合。扬扬“文革”中失去生命，茵茵亡身于当代史的“意外”，“我”最后伤感地漂洋过海，在白求恩的故乡过着远离格言没有激情的生活。故事让读者问自己，“过去”是什么?是梦魇还是乐园?

　　因为与那个时代一同走过来，《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及其开掘，没有令读者有太多的意外，但薛忆沩近年的新作《空巢》，则令我惊叹不已。它代表了作者对题材开掘的精深思考和对日常事件敏锐观察所达到的新高度。作家如果有什么能事，有什么令不是作家的人惊叹的独门绝技，我觉得这就是了。从一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司空见惯的日常事件，看出或赋予它格外深远的意味，然后还是像一件平凡事那样用语言把它表现出来。胡风认为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鼓励作家进到题材里面，与题材“肉搏”，就是指的对故事题材反复琢磨、锤炼的功夫。《空巢》写的是一件电讯诈骗案。在刑侦部门着力打击这类诈骗案之前，见诸报端的此类案子几乎无日无之。作为社会事件，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到了薛忆沩手里，他看出里面包含了不同凡响的意味，把它写成了一个当代生活的隐喻。薛忆沩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关键在于他解悟了“清白”这个词真正的含义和分量，所以能表现社会裂变时代由它造成的不同效果。一个退休前一直教书育人的老先进、灵魂的工程师，珍惜人前的声誉，一生追求“清白”。这个时候的“清白”其实已经是被“诈”了，只不过由于它不是私人事件而是公共事件，故以追求“清白”为人生意义的人浑然不觉。这种政治氛围里的“清白”在智慧看来已经蒙上污点，蒙上不愿思考不能思考的污点。正因为这样，当诈骗作为私人事件进入个人生活里的时候，追求“清白”的习性就使小说中的这位老太太猝不及防，让骗子乘虚而入。薛忆沩以细腻入微的笔触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不同年代的“双重诈骗”的故事。当骗子得逞掏空了老太太的积蓄，同时也掏空了老太太一生的精神积存。“双重诈骗”导致了从过去到现在，从精神到物质的“双重悲剧”，人生就像一个空空如也的空巢。电讯诈骗案件发生的时空是当今，它的根源却在“翻天覆地”变化年代每个人都经历的灵魂深处必须爆发和不得不爆发的“革命”。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种对题材的深度挖掘不是容易达到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作者念念不忘与过去的纠缠，从当今的现场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又从历史的现场绵延至当今的现场。薛忆沩就这样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回穿梭，甚至故事叙述时空迅速转换的特点，也是和他对题材开掘的这个特点相互配合的。

　　写作三十年时间不能说短，也不能说长。作为他小说的读者，我有时也会想，薛忆沩还要飞到哪里呢?是不是像历史上的大作家那样也有一个“中年变法”的问题?至少写作三十年之际是适当的时间。当然，“变法”也有风险。有的因“法”进入另一个境界，有的却因“变法”而抛弃前功。这说明有的人合适“变法”，有的人却不合适。这要作者本人对自己有清晰理智的自我认知才能做出判断。读者不能越俎代庖。总之，我衷心祝愿他积写作三十年的雄厚功力，飞得更远。

　　作者：林岗，中山大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著有《符号·心理·文学》、《传统与中国人》(与刘再复合著)、《边缘解读》、《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罪与文学》(与刘再复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