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其实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来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建构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
先来说说“加法”。
政治可以做加法。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与张爱玲,所谓二“玲”。二人都写过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前者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陆受到热捧,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后者叫《秧歌》,在海峡对岸受到热捧,被某本文学史誉为“史上最优秀的小说”,胡适也称之为“不巧之作”。显然,这些热捧都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政治营垒。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去阅读这些作品。回过头去看,我们会觉这二“玲”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其实都是都市富家女,都不大了解乡村和农民,不适合写这种土改题材,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她们写得生硬、单薄、概念化。她们可获得一时的宣传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的光环难免逐渐黯淡。
金钱也可以做加法。我读过台湾导演李安的一本自传,书中提到当年营销电影《卧虎藏龙》的情况。据说光是营销策划书叠起来,就有一米多高。四个营销团队,配上各种翻译人才,分头扫荡全球各大洲。最忙的时候李安一天要接触十几拨媒体,说得自己喉干舌燥。整整一年下来,游说、宣讲、研讨、广告……全都在烧钱。他们最后成功了,影片获得奥斯卡奖,但这个获奖背后,金钱的作用不言而喻。据说,眼下烧钱的方法更多了。为了炒热某部作品,动员媒体,请出专家,组织活动,广告轰炸,制造新闻,操纵网上“水军”发帖和打分,安排粉丝献花、献吻、尖叫、泪奔,甚至对票房、收视率、排行榜造假,这一切都是某些公司的策划和投入,一切都是钱。资本过去就没闲着,眼下更在文化领域里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宗教也可以做加法。阿凡提是一个文学典型,一个民间智者的形象,在维吾尔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其实在辽阔的伊斯兰文化覆盖区,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等地都有他的陵墓、故居以及纪念物,可见他的影响范围之广。但基督教地区的读者对这个名字大多陌生,为什么?因为在文学影响力的构成中,有宗教因素的权重。更极端的例子是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很多伊斯兰教民认为它严重亵渎和冒犯了真主,非常愤怒。伊朗甚至悬赏追杀作者,为此引起外交危机,与多个西方国家断交。相反,某西方国家却让这本书获得重奖,使之一时间成为最为热门的畅销书。由此看出,在一部作品是否能经典化的问题上,宗教有时也没闲着。
最后,知识界当然也在做最重要的加法。知识群体并非一个统一整体,他们各有各的生存依附机制,但就其职业特点、身份处境来说,还是有一些相近之处的。他们像一群棋友,日深月久之后,也会形成共同的兴趣传统,还有大致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去草根民众那里做一个调查,会发现他们更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的好几位底层亲戚就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思,成天喝酒、吟诗、生点闲气,闷不闷呢?《红楼梦》最终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位置最高,看来完全是由知识群体的偏好所决定。且不说曹雪芹的文字修养,就说那些喝酒、吟诗、生闲气、人生悲情等,读书人偏偏就懂这个,就喜欢这个。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多是男性,一有科举梦,二有美人梦。一部《红楼梦》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伤口和最“闷骚”的几寸柔肠,戳到了他们的“痛点”。这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最受他们欢迎的现象,是一个道理。我们把这一点说破,很重要。文学主要是读书人的事,是由读书人创作、传播、评论、教学、写入历史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更展开一点说,是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这个文学最大的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这个有闲、有小钱、有文化的群体,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纯洁的、所谓“天下公器”那样的,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全球思潮,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力之手,即政治、金钱、宗教、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当然,对福柯此观点可做补充的是,这些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力因素总是被逐渐消解,“加法”是可以被“减法”对冲的。换句话说,一个文学作品能否立得住,最终还是靠思想与艺术的。一切质量不够的作品,即在创新难度、价值高度、共鸣广度等方面不够达标的,在一个较长时段的沉淀后,最可能被主流民意排除出局。我要说的一个例子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是“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之一,不能说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背景和色彩。不过当“文革”这一页翻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像《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完全被人们遗忘,而《红色娘子军》却成了一个例外。它一直在演,一直受到欢迎。我每次看演出,几乎都听到观众们潮水般的热烈鼓掌。特别是它的音乐,出自吴祖强等作曲家之手,确实很精彩,确实很有力量,至今在网上也是下载的热点曲目。在时间这个“减法”大师面前,在主流民意这个无情的“减法”大师面前,这个作品经受住了考验。这就是说,同样借助了“加法”的作品,能否挺过“减法”的淘汰,结果大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本文学史都不是终点,都不是最终判决,都可能被后来的N本文学史改写。在这里,时间是必要的检验条件。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被“重读”是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这是指什么意义下的重读?是一天之后的重读?还是一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我以为,较为可靠的门槛,至少是十年,最好是三十年。这就是说,三十年后还能被人们重读和再议的作品,能够成功经受三十年“减法”考验的作品,大概才有了进入经典行弄的起码资格。
作者:韩少功,当代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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