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小说和“讲故事”进行联姻时，往往会在其中发现民间传奇、乡野传说的影子，民间的叙事资源一旦进入小说这一文体中，无疑可以为小说提供更为丰富的肌理。这里说的“民间”，在小说故事的聚焦视域中，具体指向对乡村伦理和现代秩序冲突及矛盾的书写。以雷默的作品为例，《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版)中所讲述的故事，从时间跨度上来看，经历了“文革”后期到21世纪的信息时代;从空间范畴来看，既以乡镇为故事展开的舞台，又无时无刻不关注城市的人情世事。《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共收录了短篇小说十四篇，其中《告密》《光芒》《奔跑》《我们的叛徒》《药》《鸡蛋》《妹妹》《三七市》等可视作“乡村/镇”系列，这一系列书写底层、边缘人的苦难、秘密以及欲望等，其人物关系往往集中在一个家庭中，以父子、母子、夫妻关系为人物伦理关系的枢纽，故事发生地也离不开乡村熟人社会;另一部分小说如《唉，秘密》《信》《气味》《盲人图书馆》《芝兰桥轶事》《殿堂里灯火通明》则可以视为“城市”系列，这一系列相对上述一部分小说，或可称为“陌生人”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不管我们以怎样的形式和标准来区分雷默的小说，都可以从中看到，雷默在写作这批小说时，都运用了娴熟的叙事技巧。他的叙事或离奇或诡异或悲壮，都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阅读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小说，我们会慨叹雷默小说题材的丰富，也会惊讶于当代社会纷繁的世相。这或许和雷默的敏锐触觉有关，他对社会问题捕捉到位，无疑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在雷默的短篇小说《光芒》中，张乐的父亲醉酒后死于火车的碾压，张乐为了祭奠和安抚父亲的亡灵，试图借他人的葬礼将父亲死前落在家中的眼镜捎给他。张乐父亲的“疯狂”，肇始于他对火车进入村庄这一现代性事物的抵抗。“几年前，高架桥通进了村子。再后来火车就来了，从他们的屋顶上缓缓开过……那列从他们头顶开过的火车万一哪天脱轨了，村子就被撕烂了。虽然担心的事一直没发生，但到了夜晚，火车轮轨摩擦的声音还是很揪心，谁喜欢火车从梦中开进开出呢?”高架桥、火车这些现代交通方式，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进入封闭的乡村社会。张乐父亲作为一个对抗者，试图和火车“理论”：“我不会让它再叫下去!我要让它停下来!”这样一个“疯人”形象，恰似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以疯狂举措对抗理性、科技和现代秩序。但这并非小说的核心所在，雷默小说的闪光之处，在于对父子关系入木三分的刻画，在于对乡村殡葬仪式的“还魂”。张乐的父亲视力极差，为了“孝道”，张乐竟然在父亲生前好友陈老汉的葬礼上要求“捎带”眼镜给父亲，如此荒诞的想法，自然遭到陈老汉家人的反对。此路不通，张乐在意识混乱之中，竟戴起父亲的眼镜，这是小说中极为精彩的一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戴上这幅眼镜后，张乐仿佛看到了他爹，过上了他爹的生活。虽然从眼镜里望出去，外面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但却异常的光亮，那些光芒仿佛经过了聚焦，都集中在了他的瞳孔里。”张乐相信“轮回”的身后世界，相信冥府的存在，在父亲死后，他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从戴上眼镜这个象征性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子伦理的继承。这其中，“抵抗”是一个绝对性的姿态，只不过张乐的父亲以死亡完成了抵抗，而张乐在追赶火车时被大伯拉了回来，避免了重蹈父亲死亡的覆辙。这也意味着，小说的结局，张乐作为一个个体，或多或少替代父亲与现代性达成了和解。

　　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到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从鲁迅的《故乡》到汪曾祺的《受戒》，书写普通人的情感和遭遇、平凡与苦痛，既是作家进入文学的一条羊肠小道，也是作家得以跻身小说殿堂的通途。雷默的小说即使无意汇入这一传统，也不得不被纳入这一传统中来加以讨论。讲故事的方式有千万种，但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只能找到最恰切的一种讲述方式，这里涉及更为核心的问题是，现实当以何种方式进入虚构?虚构是否是讲述中国故事最为恰当的方式?当然，反驳者会举出“非虚构”(non-fiction)来驳斥，认为非虚构才更有资格切中我们时代复杂多变的症候。但我们理应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非虚构更倾向于呈现某种或多种现象，即关注“怎么样?”而虚构如小说者，则更侧重于思考“为什么?”在围绕《望春风》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小说家格非强调了一个观点，即“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当我们将现实当作固定不变的反映和揭露对象时，往往会丧失分寸感。换言之，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文学这一把枪，在瞄准“现实”这一不断移动的靶心时，势必挂一漏万。

　　以雷默的短篇小说为例，不管是收录在《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中的作品，还是最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的《深蓝》，都彰显了雷默讲述中国故事的野心。《深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海员视角，刻画了出海捕鱼者的群像。从中国到智利钓鱿鱼的漫长旅途中，“捕鱼”只用了很少的笔墨，雷默把焦点放在了王武和“我”这对情同父子的人物关系上，小说结尾，王武为了救落水的“我”，牺牲了自己，“我”捧起“年轻的”王武遗像(实则是王武孩子的遗像)给死者带来了最后的安慰。和《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中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深蓝》将故事的空间放在了广阔无垠、变动不居的大海之中，在一艘不断移动的大船上，面对狂风巨浪，众人的性命卑微如同蝼蚁，深蓝是一种极度忧郁的色彩，雷默在小说中像一个迷恋颜色的画家，对人与自然、生与死的书写充满了诗意和不确定性，大量的留白让小说变得疏密有间，自成意境。

　　雷默的小说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从他现阶段的创作来看，作品大多聚焦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发生在牡江芝兰桥上的小偷被众人打死的“轶事”(《芝兰桥轶事》)，还是《唉，秘密》中年轻人因嫖娼被抓而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的“秘密”，抑或是发生在“三七市”的父母离异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三七市》)和童养媳事件(《妹妹》)，雷默的目光始终关切着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尤其是《三七市》，从孩子的视角，对贞节牌坊为代表的传统三纲五常和封建道德伦理提出了批判。“我现在知道了，它叫贞节牌坊，在那里立了几百年了。站在耸立着的大门下面，我仿佛感到自己成了一只蚂蚁，可是我很想从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块，看着它轰然倒地。”雷默还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长篇小说，他被改编成电影的《追火车的人》是一部中篇，在此，我们不妨将雷默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看成是他通向更为纯熟创作的过渡期和实验阶段。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艰巨的挑战中，雷默为读者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声音。

　　作者：林培源，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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